凌越的博客

 

一般来说，经典作品总有某种怠惰的气质。经典作品是文学银河系里的恒星，它没有当代作品特有的斑斓、活泼的气息，可是作为一种文学背景，你很难挪动它们的位置，所有的质疑和诋毁在漫长的声誉角力中都已经败下阵来，成为历史的遗迹和陪葬品。不管怎样，它们存在了下来而且还将存在下去，带着一种野蛮的惯性，后世读者的讥讽和不屑只会被深不见底的黑洞彻底吸收。

还好“三十年诗歌经典”中的“经典”因为隐藏的轻佻的意味，还没有变得那么可怕，有些当代诗歌已经种在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中，但还没有那么深入，更没有达到难以撼动的地步。诗人们在一起谈论食指以来的新诗传统，往往会谦逊地加一个限定词“小小的”——小小的传统，如此“传统”这个风尘仆仆的词语才能和“新诗”这个簇新的词语相匹配

 

“公共阅读”这个说法明显含有教化的意旨，再联系与“公共阅读”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概念“公民阅读”，这种教化的指向就一目了然了。这种提法本身显然和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世界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公民的定义虽然简单（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但是我们会经常发现，许多人既不清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毫无概念，而公共阅读则旨在提醒人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

联系到国内种种令人无法满意的现状，提倡公共阅读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它的终极目标则是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和实现。我以为，这是独立阅读小组核心价值观，也是它存在的意义之所在。我在单向街书店的发言中，

 

二十世纪中期，在有左翼色彩的著名刊物《党派评论》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批评家，他们大多居住在纽约，因而也被便利地称为“纽约知识分子”，包括莱昂内尔·特里林、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莱斯利·菲德勒、玛丽·麦卡锡等，他们以极具活力的前辈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为榜样，强烈反对当时在美国高校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批评把文学与社会和政治分离的倾向。他们认为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复杂解析是文学研究的正途，以此与强调文本内部分析的新批评区分开来，尽管在美学观念上两者仍然有某些相似之处。

特里林是公认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特里林是犹太人，1931年26岁时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讲师，自此特里林在哥大执教44年，直至1975年去世。特里林的一生

  说明：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独立阅读书系第一辑近日上市，第一辑包括王晓渔的《重返公共阅读》、刘柠的《前卫之痒》、成庆的《意义的疆场》、凌越的《寂寞者的观察》。当当、卓越、京东网均有售。

 

 

本书所收文章写作时间跨度有十二年之久，但主体部分完成于最近六年。

我最早的散文作品是1994年至1995年间断断续续记下的一些笔记，是有关诗歌和生活的随想，数年后我把其中的部分片段整理成《旁若无人》，在贝岭主编的《倾向》杂志发表。1996至1998这三年，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失眠的困扰，

说明：本文是2001年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所开设的诗评专栏中的一篇，限于篇幅写得比较简单，其中的观点是十年前的看法，但至今变化不大。特朗斯特罗姆是优秀诗人，他理应获得诺奖，但他并不是我所心爱的诗人，那本《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已在我的书架上安静地摆放多年，只是因为他的获奖才再次取出阅读，相较而言，我更喜欢另一位瑞典诗人索德格朗，前一段正在细读她的诗全集，她的《告别》、《存在的胜利》等诗作让我着迷。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瑞典文学院显然对此未予理会，而是继续保持着某种谨慎的犹豫。如果查看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会发现瑞典文学院的犹豫并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