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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诗人何为?  

2009-12-30 17:52: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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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先生来电话请我写篇文章,主题很明确,是如何评价这两年诗坛对于一些公共事件的介入,远的如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反战诗写作热潮,中国也有不少诗人参与其中,再有是萨斯肆虐时期诗人们的写作,以及黑龙江沙兰镇突发的洪灾造成一百多名小学生死亡,有不少诗人也就此事件写下了诗篇。

编辑先生当然没有要求我按照某种既定的观点去写,但是他的稍稍激动的语气还是清楚的表明他对上述介入式诗歌写作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我能理解他的态度,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篇多么难写的文章,因为它涉及到诗歌写作中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最复杂最微妙的诗歌和道德的关系等等。老实说,这些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也许它需要几本书的篇幅来探讨,而且我对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这些问题也毫无把握。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问题这几年确确实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能有这样的机会厘清一下自己的思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诗人或者诗歌究竟是什么?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19世纪的诗人更强调诗歌的内容,英国19世纪的批评家和诗人马修·阿诺德说得很明白:“诗歌是对人生的一种批评。”另一位诗人史文朋在评价雨果时说:“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20世纪诗人的看法似乎要显得形式化一些,奥登就说过:“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茨维塔耶娃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进行补充,她说:“内心天赋与语言之间相平衡――这就是诗人。”而对于诗人的义务,艾略特说得最为明了:“诗人对于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

表面看来两者似乎孑然对立,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的引申和深入。艾略特、奥登所说的语言决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语言上的雕虫小技,它有更为广泛的内容,在某种极端的意义上语言就是世界。那么这时候被19世纪诗人所强调的诗歌的道德内容实际上是被20世纪诗人们强调的语言囊括在内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艾略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的诗作中得到应证――谁敢说这三位诗人的诗歌是雕虫小技呢?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当然称得上是对人生的批评,而艾略特的《荒原》甚至是针对整个人类处境的一曲悲歌。

反过来也一样,19世纪诗人也充分意识到他们强调诗歌道德因素的微妙和危险,所以史文朋要在“道德力量”前加上两个限定的词――间接和潜移默化。我以为史文朋的“间接”和艾略特讲的“间接义务”的“间接”是同一个词,有着相同的涵义和外延。由此看来,两个世纪的诗人讲的意思是相同至少是相近的,只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着重点有所差异而已。他们肯定都会同意:诗不是简单的直接的道德宣言。这实在是小儿科,他们肯定会为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惊讶。可是不幸的是,这就是中国诗坛的现状,中国的诗人习惯于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微妙的问题粗俗化。在当代中国诗人中艾略特、奥登的信徒不在少数,他们也喜欢把语言挂在嘴边,可是他们的“语言”是简化和萎缩的语言;再看他们的诗,真的就好像是空洞的语言排列和表演,至少可以这样说:所谓的人生批评和道德诉求在他们的诗中是稀薄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段时间以来对诗歌的道德诉求呼声越来越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我理解编辑先生的态度。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一些诗人对于简单化的诗歌语言论的厌恶,使他们毫不犹豫和怀疑地倒向道德的一边――那些描写社会底层和灾难的诗篇似乎也渐成风气。这些诗作在道德立场上无可挑剔,他们同情弱势群体、抨击权贵,可是很遗憾回到作品本身,它们一样毫无魅力可言。就我个人看到的所谓介入式诗歌(文章开头讲的那三批),老实说还没有让我心悦诚服的作品。

在诗歌的诸多因素中,道德因素确实分量较重,可是要警惕的是:如果你觉得它容易成就一首诗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容易毁掉一首诗。关于诗歌和道德的关系,是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诗人避不开的问题,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对此有过精深的思考。在此我愿意引用批评家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说法:“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本该认识到价值存在于反应和态度的‘细微末节’之中,我们却总想以符合对品行的抽象规定以及一般礼法来发现价值。”他说得非常明确,那些所谓的“大是大非”的地方恰恰是诗人们应该绕道而行的地方,因为它所提供的道德空间要比那些游移不定的细节所提供的道德空间小得多,如此一来就必然会违背诗人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天性,从而使诗人反而沦为道德的工具了,这无疑是诗人最悲惨的几种下场中的一种。对此,希腊诗人里索斯在一首人物讽刺诗中顺便带出了他的观点:“她甚至没法如愿地闭上眼,/臃肿,沉溺在她的肥胖里,松懒,/就像革命数年后的那些诗。”

在后来的诗人中,我以为布罗茨基将此问题引向了更深层。在那篇精彩的洞见迭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辞中,布罗茨基写道:“美学是论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作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也就是说,在这里“好”的外延要比“善”的外延大,当我们说一首诗好的时候,既是从修辞上肯定它同时也就是从道德上肯定它,当然如果你说“这首诗语言挺好”,那其实你也不是真诚地觉得这首诗好。当“好”和“善”重叠的时候,那也意味着一个大诗人诞生的时刻,通常这种时候总是非常罕见。

说到这里,问题好像清楚一些了:介入式诗歌不是不能写好――正面的例子有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等等――,可是你要幻想介入这种姿态本身就能轻易带来美妙的诗歌,那就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了。每一首诗在通向杰作的道路上遇到的险阻是完全一样的,无论这首诗表达的观念是什么。真正的诗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可以经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如今的俄国已经失去了当年十月革命的背景,但他作为大诗人的地位至今仍坚如磐石。也就是说真正的诗完全可以超越所谓的现实,哪怕这些诗看起来真的好像就是所谓现实的衍生物,可是在某个奇妙的时刻它终究可以摆脱“现实”的羁绊,就像风筝最终摆脱来自陆地的牵引,进入松弛自足的“美”的状态。

对于诗人要介入现实或者要表达对苦难的关怀的论调(仅指这种呼吁本身,而非事实),我有一种本能地反感,因为倡导者的这种姿态本身就预先将自己置于无需辫析的道德位置,有一种居高临下地布道和施予的意味。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先天地获得这样的位置拥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也证明那些看起来最有政治激情的诗人往往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足够真诚和敏感的话,那些苦难和时代的脉动会自动投身到你的诗句之中,而且遵从着“美”的考问,根本无需做出那样外露和不得要领的标榜。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诗人,倒往往是一些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的遁世者,比如荷尔德林、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等等。关于这其中的奥妙,美国耶鲁大学的温茨洛瓦教授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是在评论布罗茨基时说这番话的:“他(指布罗茨基)还具有俄语诗歌那种独特的伦理态度――缺少感伤之情,对周围的一切持有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轰动性的题材持有外露的冷漠,但与此同时,却又充满对人的同情,带有对虚伪、谎言和残忍的憎恶。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与其同时代人如叶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差异甚大,他们诉诸的都是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但与布罗茨基一比,他们却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布罗茨基以自己对诗人之尊严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如果你既不想贸然破坏创作本身的规律和纯洁――没有把握在创作中敏锐准确地体现道德感,而现实的许多问题又让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至少还有一种不那么痛苦的选择在等着你――向桑塔格学习。用文章迅速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施加自身的影响力,但决不在创作中轻率地挥霍道德感,以降低自己小说和诗歌的艺术水准为代价。在人类的历史上像桑塔格这样的作家有悠久的传统,比如左拉、吉普林、萨特,自然也包括中国的鲁讯等等。他们在写小说时严格地遵照小说的美学(自然其中不乏某种更内敛也可能更诚实更具有灵活性的道德感),而他们写文章则是为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道德主张。如此,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散发着道德光辉的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同样让人遗憾的是,这种看似稳妥的方法,中国作家也极少采纳,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迫切的愿望去写那样的文章。自然你不能为作家们制订任何强人所难和不可妥协的道德手则,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兴趣或不该有什么兴趣,但一个国家作为复数的作家长时间对最敏感重要的问题(不是指上述三个事件)集体保持沉默,那只能说是可怕的事实了。

回到文章开头中国诗人针对三个公共事件的写作,不仅在作品质量上不能令人信服,退一步说他们所倚仗的道德力量在我看来也是可疑的。三批诗作所持的道德立场和中国社会的或者说官方的立场没有明显的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场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道德张力,最终变得轻浮和有几分投机之嫌。我这样说可能会激起众怒,一些诗人会说我那样写是由于受到良心的驱使,可是对良心的(尤其是自身良心)省察和残酷的剖析不正是作家诗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吗?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被某件事唤起了激情的时候,所有追求诚实的诗人都应该仔细瞧瞧这激情本身是不是能经受住推敲,而不是贸然听凭激情的驱使。我真正要说的是,在中国有更多需要诗人们展示道德激情的地方,但是那些为远方的战争和死去的孩子而激动的心灵却绕开了它们,原因仅仅是你所持的立场可能和主流立场是相左甚至是不被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这三次介入写作在道德意义上甚至远远不及朦胧诗,尤其是北岛当年的诗。

前两年北京一位年轻的记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据说拍摄手法很幼稚,影片中几次出现漫天大雪和一块白纱巾在蓝天中飘舞,显然缺乏经典记录片的那种客观和冷峻,可是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却撰文为之辩护:“林昭这样的英雄及其业绩太值得记载和加以传唱!仅凭此,这部影片就成功了一半。”我同意她的观点(尽管我知道我正在向道德投降,是感情用事),可是我看到的这几次介入式诗歌却并不享有这技术上的豁免权,因为他们介入的地方总体上来说太安全,如果按照某种更严谨的道德标准看,他们的介入仍然是避重就轻的。

无论从语言还是道德的立场谈论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都会多少显得机巧,最高明的诗人用诗句反而能总揽其中一切的玄妙,而且是那么优美和谐,请听荷尔德林的声音:

 

待到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袛。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哑默无语,茫然失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本文曾刊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和《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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