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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下我的名字:惠特曼  

2009-12-07 13:54: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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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诗

 

 

来吧,我的灵魂说,

让我们为我的肉体写下这样的诗,

    (因为我们是一体,)

以便我,要是死后无形地回来,

或者离此很远很远,在别的天地里,

在那里向某些同伙们

    再继续歌唱时,

(合着大地的土壤,树木,天风,

    和激荡的海水,)

我可以永远欣慰地唱下去,

永远永远地承认这些是我的诗——

    因为我首先在此时此地,

代表肉体和灵魂,

    给它们签下我的名字。

 

      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

 

我浑身是邪恶——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还

能做出更坏的什么,

可是我镇静地面对大自然,日夜举杯祝贺生命

的欢乐,并且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

因为我对他怀着温柔的无限的爱,因为他也无

限地爱着我。

 

在《草叶集》中挑一首诗是困难的,因为无论怎么选,总会有遗珠之憾,而且会是一串一串的珠子。《草叶集》里的好诗太多,很多人会同意约翰.贝里曼的看法,认为《自己之歌》“是惠特曼的最重要的成就,而且是美国人迄今所曾写过的最伟大的诗篇。”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自己之歌》是小一号的《草叶集》,是《草叶集》这个宇宙中最完整的银河系,但是另一些人会举出像《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及《横过布鲁克林渡口》这样的诗自有它们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喜欢雅致短诗的读者则可能会认同詹姆斯.赖特的观点,那首短小的《我听见你庄严美妙的风琴声》,“由于它在形式上几乎达到了完美精致的程度,我认为这是一首杰作”。

以上的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它们相互之间造成的某种冲突其实正是惠特曼所乐于看到的,他在漫长的《草叶集》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敏锐的整体感和均衡感,这种整体感使他并不希望别人能轻易从《草叶集》中挑出他的“代表作”。在他那篇日后被奉为美国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的《〈草叶集〉初版序言》中,惠特曼坦率地写道:“这就说明为什么关于美地适当表现有精确和均衡的问题——毋需让一个部分突出于另一部分之上。”这也可以视作惠特曼的极具包容性的民主观念在语言中的体现。跟许多苦吟诗人不同,惠特曼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艰苦的创作,最终留下几首完美的传世之作,惠特曼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写一本诗或者说就是在写一句诗,力量最终会因为诗行的累积而倍增。他知道每一首诗在这个完整的开放式结构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因而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因而对《草叶集》中某首诗的赞扬或是贬损都终将会显得无所适从不得要领。用他自己的话说:“最伟大的诗人所特有的主要不是一种鲜明的风格,而是一条思想和事物的不增不减的渠道,同时是他本身的自由的渠道。”显然,通过这个渠道,惠特曼尽可能地向我们展示了处在丰富变化中的宇宙以及其中最细微的纹理。

篇头两首诗正是基于惠特曼特有的整体性观念选出来的。《题诗》是《草叶集》的开篇之作,《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写于惠特曼逝世前不久,是他最后的几首诗作之一。两首诗并不被后世的批评家经常提及,而且写作时间也相隔了三十多年,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还是耐人寻味的,而且显然两者有很和谐的一面。惠特曼在三十六岁出版《草叶集》第一版之前,他写的各种作品都没有预示出将来的那位伟大的诗人,可是他在第一版《草叶集》中突然获得了某种独特的语调和以民主的理念为核心的世界观(这多少来自于爱默生的启发),而且他自此牢牢地抓住它们,再也没有让它们溜走过,他的那些涉及面极为广泛甚至表面上有点庞杂的诗行,正是在此基础上凝合为一个整体的。

《题诗》作为开卷之作,虽然很短,但却为整部《草叶集》定下了一种庄重的语调,其中掺杂着骄傲和欣慰的情绪,还有就是一往无前的勇气。这些品质贯穿整部《草叶集》,不同的只是在于载体或者说是题材和主题上的区别。惠特曼的诗一方面以铺张著称,但许多批评家又不约而同地将“精确”作为惠特曼诗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的特点,这里的精确就是几十年后被庞德所一再申张的精确,它们是同一个词,而惠特曼在不经意间早已轻易获得。《题诗》即可以说是“精确”的典范,整首诗找不出一个冗词,他似乎在直接述说着自己的主张,而且是毫无修饰地述说,但你的心弦已被悄然拨动。

诗中看来稍嫌扎眼之处在于“很远很远”和“永远永远”这两个词组,那些“训练有素”的诗人是不会让它们入诗的,因为这是两个太过抽象的词,有违现代派强调意象的观念。可是那些二流诗人和伟大诗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对于二流诗人来说有太多的诗歌“技巧”需要照顾,有太多的清规戒律需要提防,而这些对于伟大的诗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在表达的时候非常自由,一切手段都不会被他们生硬地拒绝。回到这首诗,这两个抽象的词组对于诗意的表达有很实在的作用,对于《题诗》后面那以万行计的诗歌来说,这两个强调程度的词的运用是恰如其分的,丝毫不会给人夸饰的感觉。由于二十世纪现代派运动,抽象似乎已成为品质低劣的诗的代名词,可是没有抽象的词的介入,那些实在的意象不可能具备丰盈的诗意。说得严重一点,这几乎是整个现代派运动的一个误区。

《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是惠特曼晚年作品,在整部《草叶集》中并不突出,也没见有人提及过。和许多大诗人的晚年作品一样,这是一首偏于冥想的诗。虽然惠特曼晚年作品不像里尔克那样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顶点,可是作为关心自我省思的早期诗和富有同情心的中期诗歌的自然延续,惠特曼晚期诗的短小和冥想的特质正好构成《草叶集》整部乐章的完美余音。

《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最让人吃惊的是第一句:“我浑身是邪恶——使人想起许多的污行——还能做出更坏的什么。”但话说回来,一个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的诗人写出这样的诗句又是合乎情理的——追求善并不能保证消除人性中的邪恶,因而这是一句异常坦诚的诗,它将惠特曼和一切伪善者区分开。当第二句转入“可是我镇静地面对大自然,日夜举杯祝贺生命的欢乐,并且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直至暮年的坚定的信念。使他如此坦然坚定的原因在第三句:“因为我对他怀着温柔的无限的爱,因为他也无限地爱着我。”这首诗虽然不像惠特曼大多数作品那样元气充沛(这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再正常不过),可是诗句内里的那种坦荡宽厚的气质没有丝毫地减损。四十年持续不断地歌唱直到死亡,这就是这首诗真正的力量之所在。惠特曼因此可以依旧自豪地在这首小诗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两首诗之所以给人一种和谐之感,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形式上都是直抒胸臆式的表达,二是两者对于“死亡”都持一种坦然的态度,前者是在死后仍要“在那里向某些同伙们再继续歌唱”,而后者则直接道出“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这让我想起陶渊明著名的《挽歌诗》的结局:“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确,大诗人在精神层面上往往是相通的,无论古今中外。

本文曾刊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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