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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经典”?  

2009-06-17 11:58: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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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里,我们在书架前漫无目的地浏览时会注意到,文学类书架的顶层往往是象《狄更斯文集》、《托尔斯泰文集》或是《堂吉诃德》这样的大部头作品,而另一侧诗歌类书架顶层则是《歌德诗集》或是《普希金诗集》,它们一字排开俯视着你,令你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你几乎无力从中抽取一本下来翻阅。当然,这种威严是内在的,通常只在敏感的读者的余光里呈现。换句话说,它们中的任何一本也别想捞到机会像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那样被摊放在桌面上予以重点介绍,而这位当代的“宠儿”也许正在书里向那些被束之高阁的先贤们虔诚的致敬呢。世事就是如此,那种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可不只是出现在情场上。

那些几乎成为书店背景和装饰的书籍,通常正是我们所说的经典作品。也许由于“经典”这个词所携带的由来已久的庄重气质,以及它在掠过历史的不同时期时带来的复杂的文化印记,让普通读者经常有望而生畏之感。许多时候他们更愿意读当代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里有他们所熟悉的房子、装束和器具,许多时候大众读者就是被这些表象牵着走的――那里面也有爱情呵,也有生离死别呵。

这些肤浅的观点(其实也正常,谁让他们是大众读者呢),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义愤或者深思,这两年书店里终于相继出现两种被重点介绍的书籍(被摊开放在桌面或是单独摆放在高于桌面数公分的架上),然而它们为之辩护的正是在它们后面隐约现身的经典作品。一本是去年出版的美国批评家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本是刚出版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两本书的出发点都有为“经典”辩护的意思,但比较起来又有所不同。布鲁姆是批评家出身,对于西方当代文化批评学者意识形态“挂帅”的做法义愤填膺,而且他在西方经典的选取上显然颇费思量,尽可能钩勒出西方文学的主要脉络。而作为小说家,卡尔维诺显得要超然许多,在具体的行文上也没有那么大火药味,他在书中评论的对象相比于布鲁姆,在时间上跨度更大(从荷马到博尔赫斯),在对象的选取上也更随意,明确标明这是“他的”经典作家。两本书都极为雄辩,且不乏洞见,可是真的落实到“为什么读经典”这一具体问题时,两者的答案都显得过于简明和语焉不详。布鲁姆试图从正面作答(不免显得笨拙和老实):“莎士比亚(代指经典作家)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卡尔维诺的回答则显出这位作家一贯的轻逸和狡猾,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末尾写道:“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免得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它有某种用途。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几乎等于没说嘛,而文学究其实质不也是如此吗?它给人带来似是而非的快慰,但同时又那么遥不可及。爱尔兰诗人希尼曾经在文章中用《圣经》中耶酥在沙上写字的情景隐喻文学,的确非常传神。

两相对照,布鲁姆的“经典”多少让人有些许压迫感,他过于强调经典作品坚如磐石的地位,实际上倒是在帮经典作品的倒忙。如果经典作品是一个僵死的文学秩序,那它确实得被突破被推倒重来,而经典作品本身其实是变动不居的,这一点我们看一下每部经典作品的确立过程就再清楚不过:我们的古代诗人陶潜、杜甫无不是在身后数百年才确立其经典地位,而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有极为曲折的转变。而且正如艾略特所言,新的优秀作品可以改变旧有的文学秩序。至于布鲁姆对于经典作品被忽略而愤愤不平其实也大可不必,这其实就如同要求世上所有人都具有一流的文学品位,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对此,艾略特亦看得更为通透平和,他曾说过自己的读者每一个年代能有一小群他就很知足了。

从读者这个角度讲,阅读经典作品也不像卡尔维诺讲得那么悬,阅读经典作品至少有一个实在的用处,那就是验证读者自身的文学趣味的变化或者说长进。虽然里尔克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鼓励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可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个人的文学观念不是慢慢走向成熟的,基于这样的前提,努力去读前人已有定评的经典作品,就算眼下你不一定完全弄懂,但一旦有所悟即证明你自身的进步。

 

 

在《为什么读经典?》的第一篇文章中,卡尔维诺以精彩的笔法给经典作品下了十四个似是而非的定义,虽然他把结论导向了虚无(“免得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它们有某种用途”),但在这一论证的过程中确实充满对经典作品极为细致的辨析。有意思的是,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也就是说,卡尔维诺从骨子里并不特别看重这本书,早在1961年他就在一封信中提到:“要想将零星、不相干的文章,比如说我的,集结起来的话,那就真得等到作者去世,或是至少年纪很大。”

事实上,这本书的确是在卡尔维诺身后出版,里面收录的文章也正是那些“零星的、不相干的文章”:最早的文章写于1954年(《康拉德的船长》、《海明威与我们》),最晚的文章写于卡尔维诺逝世前一年的1984年(《加达:<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写作的时间跨度整整有三十年;再看卡尔维诺评论的书籍也很随意,远不象布鲁姆在写作《西方正典》时那么苦心积虑地选择评论对象,《为什么读经典》的评论对象包括数千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品(荷马的《奥德塞》、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和卡尔维诺同时代的博尔赫斯、加达、格诺等作家。而在评论大名鼎鼎的19世纪小说家时,他通常选取的并非这位作家最为人熟知的那些作品:比如他评论巴尔扎克的《费拉居斯》,而不是《高老头》或者《驴皮记》;他评论狄更斯的《我们相互的朋友》,而不是《匹克威克外传》或是《荒凉山庄》;他评论福楼拜的《三个故事》,而不是《包法利夫人;他评论马克·吐温的《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而不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卡尔维诺甚至在书中专门论及色诺芬的历史著作《长征记》,普林尼的《自然史》,以及物理学家伽利略的著作。这一切都表明,卡尔维诺在写这些文章时没有一个综合的统揽全局的概念,当他打算把这些零散的文章结集时,他想到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将它们集结在“经典”的名下,这个含义暧昧的词汇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在评论方式上,卡尔维诺的文章自然属于典型的作家批评传统,也就是说不在意营建所谓的批评体系不沉溺于生硬的概念,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可是和我喜欢的另外一些作家批评家――比如伍尔夫、普鲁斯特、爱德蒙·威尔逊――相比,他又有着显著的特色。卡尔维诺的这些文章,往往忠实于所评作品的文本本身,不轻易越雷池一步,去涉及所评作家的生平、轶闻,乃至于所谓的时代背景;在这一点上他很像美国的那些“新批评”派的批评家,可是他又不像他们那样着迷于营建普遍适用的批评概念和体系。如果我们把评论对象比作古堡的话,通常伍尔夫或是爱德蒙·威尔逊不仅会让我们了解这座古堡的结构、装饰以及内在价值,而且顺带也会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古堡所在的平原的状况,以及笼罩在古堡上空的云层和天色;可是在卡尔维诺那里这些周边的环境状况我们是很难知晓的,他会直接把我们引到室内,带我们细察古堡的穹顶和回廊,屋子里精细的摆设以及墙壁上悬挂的油画――当然是以他独有的优雅的方式。他这样写有他信赖的观念支持,那就是对于细节的沉迷,“可是另一种晕眩又袭击了我,这就是细节的细节的细节的晕眩,我被拖进了无限小,或者极微之中”。可是话说回来,这种对于文学过分关注的细察有时也不免使人眼花和走神。从他的评论就可以看出,卡尔维诺是一位感受力极强的非常敏感的作家,他常用的器具是刻刀,而不是他喜欢的许多19世纪小说家手中的斧头。

在《为什么读经典》评论的对象中,引人瞩目的有许多诗人,这对一位“专业”小说家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这些诗人包括荷马、奥维德、阿里奥斯托、帕斯捷尔纳克、蒙塔莱和蓬热,在其他地方他还反复讲到但丁和意大利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莱奥帕尔迪,以及在“二十世纪有一个关键位置”的瓦莱里。他甚至用近一万字的篇幅去分析蒙塔莱的一首八行短诗《也许有一天清晨》,兢兢业业得像文学系的研究生。而他对法国二十世纪诗人弗朗索瓦·蓬热的评论,我以为是同类文章中最好的:“(蓬热的诗)取材自最不起眼的物件,最日常的动作,试图赋予它新意,摒弃任何习惯性的成见,且不以任何已被用旧的文字机制描述它。”后来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道出了他热爱诗歌的缘由:“对于写诗的诗人是这样,对于散文作家也是这样:成功取决于用词、炼字,表达的妥当常常来自灵感的急速闪烁,但是规律却是寻找恰如其分的词语,寻找每个字都不可更替的句子,寻找字音与概念的最为有效的配合。”纵观卡尔维诺的创作,他的确从诗歌那里受益很多,他的一系列的小说堪称“富有诗意”,而他在晚年创作的《隐形城市》和《帕洛马尔》则是在蓬热观念刺激下创作的真正的诗篇。

1985年在卡尔维诺去世的那一年的上半年,卡尔维诺全力以赴准备诺顿系列讲演的稿子,他最终完成了预计八次讲演中的五次讲演稿,这些文章后来以《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之名出版。连同《为什么读经典》,这是卡尔维诺仅有的两部批评性著作。和写作《为什么读经典》中的那些文章不同,卡尔维诺是在成长为小说大家之后准备诺顿讲演的,而且有着明显的通盘的整体考虑,如果说《为什么读经典》里的每篇文章是卡尔维诺精心造就的据点的话,那么在《备忘录》中他终于把这些点连成了线,成为一个整体,即他所理解的文学的几大要素。在《备忘录》中卡尔维诺显得更加自信和纵横捭阖,所提及的文学作品都成为他论点的佐证,而《为什么读经典》可以视作准备阶段,如果阅读《为什么读经典》会让你稍感疲倦的话,那正是为了《备忘录》可以自由飞翔所做的艰难助跑,那时他尽力从各种经典作品中提炼养分,为的自然是培育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著 黄灿然、李桂蜜译 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25元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尔维诺著 杨德友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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