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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  

2009-06-25 10:17: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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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德国作家利希滕贝格在《格言集》中写过这么一条语气略带夸张的格言:“天啊,可别让我写评论书的书!”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书店里逛逛,看到一架又一架关于书的书,甚至是关于书的书的书,他肯定要忙不迭地向我们告辞了:“呵呵,我还是回去的好。”可是我们是没有地方可回的,既然我们生在这个所谓的批评的年代,那我们也只好去正视它,无论你怀着欣喜或者悲观的情绪。

“这是一个批评的年代。”这句话肯定是某位批评家最先说的,其中蕴涵的某种志得意满的意味不难让人感受到。这句话无疑是事实,如今各大学各研究机构之多批评家之众以及批评著作之泛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似乎也意味着在漫长的批评家和作家的斗争中,批评家总算第一次扭转了颓势,他们当然有理由为此而欢欣鼓舞。想想他们在20世纪之前的那些年代里遭得罪吧,英国有位作家达拉斯曾经做过总结:“本·琼生把批评家说做补锅的,弄出来的毛病比补的还要多;玻特勒说做处决才智的法官和没有权利陪审的屠户;斯提耳说做最蠢的生物;斯威夫特说做狗、鼠、黄蜂,最好也不过是学术界的雄蜂;彭斯说做名誉之路的打劫的强盗;司各特幽默地反映着一般的情绪,说着毛毛虫。”

对于作家们的这些带有情绪化的攻击,批评家们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中最有才华的人从来就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独立的有尊严的地位,他们极力想要驳斥下面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寄生虫,批评家是没有成功的艺术家。以乔治·布莱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就认为,批评作为一种“次生文学”和“原生文学”是平等的,也是一种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关于意识的意识,批评家借助别人写的诗、小说或剧本来探索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和认识。稍后,加拿大的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学批评是本身就有存在价值的思想和知识结构”的假定。这些观点带有明显地为自身辩护的色彩,但是也道出了另一个事实:我们看一些大批评家――例如贺拉斯、莱辛、赫兹利特、本雅明――的著作,往往同样获得很大的享受和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评论的作品和他们的评论一起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作品最终的完美形象。

批评作为正确判断的标准,它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的作用既不像弗莱们所夸耀的那么大,也不像作家们草率地攻击时宣称地那么一无是处。在我看来,批评至少有两个朴素的作用:一是参与作家的创作,我们暂且不说那些从来不涉足批评的作家也至少带有隐蔽的批评器官,对于一些大作家来说,那些外在的批评家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比如爱默生之于惠特曼,别林斯基之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惠特曼不是在关键的年龄看过爱默生呼吁美国文学自治的著作,很难想像他能写出《草叶集》,而别林斯基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的激赏对于陀氏的写作生涯亦有深远影响。二是批评可以为混乱的文坛提供秩序感,人类已经生产出的和正在生产的书籍可谓浩如烟海,作为个体的人的精力无疑是有限的,而批评家可以为读者们的阅读提供有益的建议,所谓经典著作则是这种建议的最直观的体现。

尽管批评确有这样那样的作用,可是如今“这个批评的年代”在作家们看来一定不像批评家那么乐观。无论如何,批评是“次生文学”,就算它和“原生文学”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并不能抹杀它是依附于文学的事实。如果我们举目看到的都是面容庄重侃侃而谈的批评家,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滑稽而恐怖的场面。这些批评家们口吐诸如“责任”、“勇气”、“良心”等重量级词语轻松犹如探囊取物,难免给人夸夸其谈之感,难怪作家们要对此不满了――他们可是用一辈子的写作去说出这几个词的。作为“次生文学”,批评只能使用二手三手乃至四手材料,如此循环必然导致人的原初感受力的弱化导致人和自然的疏离,而狡猾的批评家们早就在大打词语的坏主意了,可是世界果真如他们所愿退化到词的纯净而空洞的世界里,那对于人来说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美国批评家哈洛德·布鲁姆的名著《西方正典》最近刚出了中文版,在他所论述的26位经典作家中只有一位批评家――约翰逊,我以为这还算是一个恰当的比例――25:1。批评家无疑在“食物琏”中处在较作家更高的位置,他们要以作家为食,那么较多的作家和较少的批评家的构成自然是合理的。可是如今批评的泛滥颠倒了这种关系,许多时候批评家就象夜晚的狼群,站在山冈上(制高点)眼放绿光,虎视着已经被它们践踏过几回的平原(作家)。饥饿促使它们逮到什么就吃什么,最终导致许多文学批评家顺理成章地变身为文化批评家——当然是蹩脚的。

在对当代文学批评展开批评之前,挑明当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也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困境有些是每一个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都难免要面对的,有些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批评所独有的。每一个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可资评论的文学材料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学作品比肯定少得可怜,经典作品的产生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并不是公平地分配在每一个年代,像1922年那样神奇的年份历史上有过几回呢?在那一年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瓦雷里的《幻美集》和卡夫卡的《城堡》同时问世,尽管如此它肯定也敌不过整个人类历史所产生过的所有杰作。

将批评的触手伸向过去总归要保险和牢靠一些,不像给当代作品下断语那样冒险,比如说大卫·休谟就曾认为威尔基的《爱比葛尼亚特》(现在谁知道这部作品)可以与荷马的作品相比,而曾经出色地给予惠特曼最初激赏的爱默生在评论当时最好的女诗人时则看走了眼,他认为是海伦·杰克逊,而海伦·杰克逊只是因为当时第一个充分肯定狄金森的诗歌如今才为人所知。一般说来,批评家在评论过去的经典作品时容易倾向于肯定的评价,这时候如果能做出大胆的否定评价反而能见出一个批评家的真正水准,比如纳博科夫就曾直率地对庞德和托马斯·曼表示不屑;而在评论当代作品时容易习惯性地倾向于否定的评价,有太多大作家是在死后才获得经典地位的,所谓“寂寞身后事”实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无能。

诗人胡宽和小说家王小波大约在十多年前相继去世,他们的创作历经中国当代文学公认的比较繁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在他们身前有批评家认真对待过他们的作品吗?讽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倒是习惯于采用肯定性评价,当红不当红的作家们每一部小说出版都溅起一大片刺耳的叫好声,从莫言到格非到阎年科到余华无不如此,如此看来当代文学倒真是碰到了一个罕见的丰收期了,可是有几个批评家真正相信这一点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低俗而又无聊,就是不少批评家的人品大有问题,他们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偷偷地将羊皮批在自己的身上,面对所谓的名作家他们出奇地温顺就象待宰的羔羊,但对于角落里正在诞生的杰作,他们却趾高气扬愚蠢地予以忽略。戳穿这一点非常无聊,但这就是现实。在近年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中,只有台湾年轻的批评家黄锦树发表在台湾《印刻》杂志上的一篇的短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直率地批评莫言近年的小说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超越红高粱系列的水准。

对于眼下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有两个特别的困境,一个是如今的出版呈爆炸性增长,从庞大的文学垃圾堆中筛选出几粒小小的珍珠殊非易事,可是这不正是批评家责无旁贷的事吗?难度自然会带来成功发现“珍珠”时更大的刺激,那是给予卓越的批评家们的独特奖赏。另一个困境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准实在可怜,既造就不了自己的文学大师,当然也就难以喂养出一流的批评大家。一流的文学家和一流的批评家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个文学贫瘠的时代要求批评家做出突出的贡献,实在说这也有点强人所难之嫌,而且反证出这仍然是“批评的年代”独特的无理要求之一。前不久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余华的访谈,他谈到最近为了宣传《兄弟》接受了七十几家媒体的专访。他为自己辩护说,这很正常,人家君特·格拉斯八十多岁不是还在四处朗诵,而且还补充说如果只接受几家媒体专访,对别的媒体就太不公平了。这让我立刻为中国作家“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感到欣慰,同时我也想起上个月香港《号外》杂志编辑跟我讲起,她六月份在波兰试图采访辛波丝卡的事。辛波丝卡的秘书告诉她,辛波丝卡一生只打算接受六个访谈,而她已经接受了三个,言下之意是她会更加慎重对待专访的事,并最终拒绝了《号外》的专访,这位编辑在说起此事时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充满崇敬。如果中国作家只是善于和“低处”的事物相比的话,他当然会更加坦然乃至更加自信,但这又骗得了谁呢?

困境归困境,可是有多少批评家真正地想从中突围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诸多怪现象,不久前郜元宝、王晓渔等学者给予了猛烈的酣畅淋漓的攻击,我以为他们说的对,切中时弊,这里就不再重复。可是话说回来,评价每个时代的批评状况,从高处着手从最好的批评着手也许会更准确一些,那些拙劣的出于功利的批评每个时代都有,只不过如今媒体的过分发达更加凸现出它们的丑陋,就象出版业的兴盛反倒映衬出文学的惨淡一样。那些拙劣的批评注定是短命的,如果它发表在月刊上,它的寿命就是一个月;如果它发表在周报上,它的寿命就是一周;它最好发表在日报上,那它的寿命就只有一天了。今天我们看雪莱、拜伦或者庞德激烈抨击当时一些文人和批评家的文章,非常过瘾,可是那些“反面教材”,我们现在是无缘看到了。时间是最具有道德感的,所有那些抱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文章,它一眼就能识破,并且马上送它进入文学那深不见底的坟墓,毫不含糊。

左拉说,他看书看到后来,几乎只是在看作者的个性和形象。我亦有同感,看小说诗歌如此,其实看批评文章也是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批评家中,我喜欢看李健吾、朱光潜、夏志清(尽管夏志清曾经撰文批评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李健吾评价过高)的文章,在更年轻的我较为了解的批评家中我喜欢江弱水和我的朋友黄灿然的文章,他们的批评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诚实和有见识。中国现当代批评家的形象最终将由他们去塑造,他们的存在(我相信肯定还存在我不知道或还不为人所熟知的优秀批评家)也许可以证明当代文学批评可能还不至于过分的糟糕,如果和其他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比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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