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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斯:“不纯粹”的经济学家  

2009-08-02 13:28: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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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加尔布雷斯93岁时出版了自己的自选集,在这本自选集中收录了四篇有关经济学家的文章,是分别关于亚当·斯密、马克思、托尔斯坦·凡勃伦以及凯恩斯的评传,这四篇文章都比较长,大约占去这本并不算厚的选集四分之一的篇幅。其他部分主要来自于加尔布雷斯最畅销的两本书——《富裕社会》和《1929年大崩盘》——的部分章节。从这本自选集的组成,我们可以感觉到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加尔布雷斯也许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一个原创性很强而且多产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自选集宝贵的篇幅用来介绍别的学者,尽管那些文章写得很漂亮,有着不亚于文学家的优雅笔触。

最刺耳的批评之声来自于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教材之父保罗·萨缪尔森,他曾直率地批评加尔布雷斯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当记者把此话转述给加尔布雷斯,加尔布雷斯在吃惊之余做出的回应仍然是高质量的:“没有什么当代经济学著作能不提我。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只是经济学家——排除社会的比如政治思想——的人会对这个现实世界有任何意义。”这一充满自信的回应,道出了加尔布雷斯几十年写作生涯关注的核心焦点正是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必须将权力间的关系引入经济学分析中。

这一基本的观察视角也决定了加尔布雷斯不可能是一个纯粹埋首于书斋里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涯和他视野广阔的学术观点之间存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加尔布雷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农场,在经历了平稳的学生时代之后,加尔布雷斯在193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即在哈佛大学任教,1941年加尔布雷斯成为美国政府价格政策与公众供给办公室价格部门的领导人,“这是战时最有权力的经济职位之一,对此我欣喜若狂”。这一年加尔布雷斯才33岁,这也首开加尔布雷斯介入主流社会的先河,在随后的岁月中,加尔布雷斯一直在主流和边缘之间从容游走。控制全美境内的物价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不确定的年代》中,加尔布雷斯回忆说:“如果有人到我们办公室后竟然面带微笑离开,我们就会感觉自己没有把事情办好,因为价格控制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富有成效。”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加尔布雷斯最终不得不终止了他的职务。

之后,加尔布雷斯成为《财富》杂志的编辑,这也是他和媒体展开合作的滥觞,正是在那里加尔布雷斯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我发现,人们也可以将复杂困难的思想变得可以理解。我了解到,简短是多么珍贵并且我从作者的纪律里学到一些东西。”的确,在经济学家中加尔布雷斯的文笔属于最好的之列,和他激赏的亚当·斯密的文笔不相上下,这既是受益于他和媒体的合作(大众媒体清晰简明的文风要求使他杜绝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晦涩的通病),也为他后来逐渐获得的广泛影响力奠定了基础。在很多时候加尔布雷斯更愿意认同自己作家的身份,经济学家头衔对于他反而像是不合身的紧身衣了。加尔布雷斯出版的著作涉及超出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题材,包括经济问题的历史记载,外交和旅行回忆录,论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及经济学著作,他甚至出版过长篇小说,在《一位任职的教授》一书中他还嘲弄了大学的生活。

在新闻界崛起之后,加尔布雷斯又不断和政界发生关系,这使他得以在实践中运用他的经济思想,同时这思想的影响力也因为实践而得到强化。上世纪50-60年代,加尔布雷斯在政坛上特别活跃,他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和约翰·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中的顾问和演讲稿的撰写人。1961年-1963年,加尔布雷斯被任命为驻印度的大使,1968年他协助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竞选总统,1972年他又协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竞选总统。这些经历无疑对他的经济学思想产生影响,比如他就明确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而是强调要把经济学与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将政治和政府置于中心地位,旨在和政治达成兼容互动的关系。

除了阅历的影响之外,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思想显然也有着某种经济史上的渊源。西方有论者认为“加尔布雷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太过吹毛求疵(比如在《富裕社会》一书第二章“传统智慧的概念”中,加尔布雷斯就以嘲讽的语调阐述了他首创的“传统智慧概念”:“那些因为容易被人接受而在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的理念最好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应该注重反应这种预测性,我把它们称为传统智慧。”),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这论调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圈子早就被牢牢打上了保守的烙印。而加尔布雷斯的种种经济主张,比如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权力必须更加平等,收入应该从计划体系重新分配至市场体系等,显然有明显的左倾色彩,他被美国主流的经济学界所排斥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加尔布雷斯较为激进的经济主张自有渊源,他最为尊崇的四位经济学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革新者,亚当·斯密因为其传世之作《国富论》被公认为经济学之父,在书中斯密支持国家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其实质则是对之前重商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解和批判显然是具有颠覆性的,加尔布雷斯对马克思的态度相对复杂,不像对其他三位经济学家那么彻底的尊崇,对马克思他始终似乎有所保留,但肯定的部分又极为确定,在《富裕社会》第六章“马克思的衣钵”中,他对马克思的评价是无以伦比的:“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不同,马克思的使命在于证实缺陷,并加以谴责,敦促变革,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有约束的信仰。在最后一点上,他的成功甚至超出了自穆罕默德以来的任何一个人。”凯恩斯视野恢弘的宏观经济分析则肇始于对当时流行的“萨伊法则”的批判,萨伊——一位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学者认为,供给应该始终可以创造足够的需求,因为不论现存劳动力供给的多寡(或经济领域现存商品供给的多寡),总会产生对这些劳动力的需求(或对商品的需求),而凯恩斯则将萨伊定律颠倒过来,宣称总的全部的需求决定产出的供给和就业水平。凡勃伦在四人中影响较小,但加尔布雷斯却对他“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凡勃伦是学生时代的加尔布雷斯最为着迷的经济学家——他的学说以及他古怪但却富有魅力的人格,加尔布雷斯在著作中多次赞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社科著作,有着“不朽”的地位。同样,凡勃论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他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征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

并不巧合的是,这四位经济学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叛逆的生活方式,这也许也是吸引加尔布雷斯的重要原因,至少在他撰写的这四人的评传中,他对这四人的经历都着墨不少,而且饱含理解和同情。这是否出自某种隐蔽的“阶级情感”呢,要知道虽然加尔布雷斯成名后衣食无忧,有一段时间每年都会去瑞士(《富裕社会》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瑞士度假时创作的)度假,但是别忘了他的加拿大安大略农家子弟的出身。亚当·斯密身世较好,父亲是律师和关税审计官,可是在斯密出生不久便去世了,斯密是有父亲生前指定的监护人和母亲共同抚养成人的。马克思的经历大家所知较多了,在加尔布雷斯几本书中(主要是《不确定的年代》)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马克思在欧洲各国流亡最后被迫到了英国,住在伦敦的工人贫民区多年,“孩子们相继出生,共有6个,其中有三个死于迪安大街肮脏而拥挤的房间,因为营养不良”。凯恩斯的问题主要是他早年同性恋经历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使他“被迫机械地和许多传统保持批判的距离”。凡勃伦出身于贫苦的挪威移民家庭,也是以独立独行的言行不能见容于社会,他终其一生在美国各大学“漂泊”,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很少,而他也“越来越不愿意抵御崇拜他的女人的进攻”,耶鲁、斯坦福、密苏里等大学最终都已各种原因把他打法走(当然现在它们以凡勃论曾在他们那里执教而荣——毫无新意的讽刺)。我不厌其烦地述说这四位经济学家的身世,是想说明他们之所以吸引加尔布雷斯的潜在原因——一种共同的挑剔地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种怀着变革理想的道德激情。这正是理解加尔布雷斯卷帙浩繁的著作的关键所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出版于1958年的《富裕社会》(曾被评为美国20世纪百部佳作之一)则是他的这种观念的最好体现。在这本论述“富裕社会”的书中,有两章“不合时宜”地专门讨论了“贫富不均”和“贫穷的地位”:“一个富裕社会应当既充满同情心又富有理性,它毫无疑问要保障那些穷人维持最基本的体面而舒适的生活所必须具有的最低收入。尽管收入不足对人类精神的败坏作用无疑被夸大了,但饥饿和贫困对人类性情的决定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总而言之,加尔布雷斯对追求一个扩张的全民经济表示怀疑,并主张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他关心的是生活的质量和组成,而不是社会产品的范围和增长。加尔布雷斯的这些道德主张并不新鲜,就像他自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用更激烈的话语,凡勃论用更尖刻的措辞早就表达过,但是对于一个以理性的精神解释经济生活规律和秘密的经济学家,这些道德诉求赋予他学术观点某种柔韧的质地,使他能在纠缠在一起的众多因素中间敏锐地找到影响经济变化的主因。

“为经济学家道德的辩解,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改善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加尔布雷斯被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而在世俗的层面,一个经济学家对经济前景的预测则会为他带来广泛的世俗名声,去年,保罗·克鲁格曼就因为对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这并非对此次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唯一预言。至少,早在1958年在《富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斯就已经警告过经济增长会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可是人类太健忘了,虽然他在很多场合继续苦口婆心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阐释种种不祥的经济和人类前景,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少回应——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掌管全美国物品价格的年轻人了。这逼使他在91岁的耄耋之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名誉学位时发表题为《本世纪未竟的事业》的演讲,继续以一位有良知有洞察力的饱经沧桑的老人身份,对整个人类发出苍老但却感人的呼吁。今天我们看这份演讲稿,一方面感动于这位老人对世界的几乎绝望的爱,一方面也为他犀利的洞察力所折服。这个演讲不算长,加尔布雷斯集中阐述的三个20世纪未竟的事业,也就是他的三个忧虑,一个已经发生,一个还在发生,最可怕的那个似乎即将发生。已经发生的那个是指自去年夏天席卷而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他在演讲中说得非常明确:“投机性崩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在必须加以纠正。自1998年局部逆转以来,美国目前正经历另一种投机性乐观倾向。”“当你听说我们迎来了一种永久繁荣的新经济,金融产品的价格反映了这一幸事的时候,你就应该采取防范措施。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甚至本千年大部分时间里——造成投机过热的一般原因。”还在发生的那个是指美国也不能幸免的贫困问题,他再次重申:“每个人都该享受像样的基本收入保障。”即将发生的那个是指消除核武器问题,他说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未竟事业”。这三个问题的提出仍旧带有明显的加尔布雷斯特征,对经济危机的预言是建立在对经济运行的洞察力的基础上,后两个则是他一贯的关注社会热情以及道德热情的自然展现,正是后者使他的著作超越了一般经济学家的专业范畴,具备了更为深广的人文背景。

本文刊于2009年8月2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斯著,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25元。

《不确定的年代》,加尔布雷斯著,刘颖、胡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26元。

《加尔布雷斯文集》,加尔布雷斯著,沈国华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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