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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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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视诗歌的非理性基础  

2009-09-11 11:16: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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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些年写诗的经历,有几个画面首先闪现在眼前,不是我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是在多年的写作经验中,这些画面时不时会突然造访我的记忆,强化着它们的存在。往深层说,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并非偶然,也许在这些画面里隐藏着我所理解的诗的某些秘密吧。

大概是1985年,我还在安徽老家的一所中学念初二,一天课间休息,我独自跑到离教室不远的操场上溜达,因为是九月吧,操场上的草还算茂密,我找到一处相对齐整的地方躺下来。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季节,家乡的天空总是深不见底的蔚蓝,不多的几片白云更突显出它的纯净,我躺在草地上静静望着天空,竟然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幸福和喜悦之感,几个句子不经意地掠过脑海,同时另一个自我对此却吃惊不小——这不就是诗吗?我可以写诗了?对于这样的事实我有点茫然,因为家族里几位堂兄热爱诗歌,对于现代诗我早已不算陌生,而且年少的我显然已经滋生出对于诗人的好感和向往。这时候上课铃不识时务地响了,我只得暂停我那初尝的美妙的遐想回到教室,可是课却没法再听了,于是我找出一本作业本翻到空白处,把刚才闯进脑海的句子记下来,既然它们已经被我确认为诗,那么我也是按照诗通常分行的形式加以记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诗句,我完全记不得了,可是它的简单和幼稚是不难想象的。

1991年秋天,我已经是上海一座苏州河畔的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前两年我们住在河西一幢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因为年月久远,木地板上的油漆已经有点剥落了,但是走起路来依然“咚咚”作响,房间很大,虽然住了十个人也不觉得拥挤。可是1991年秋天(对,还是秋天,这是我的诗歌季节),我们的宿舍被挪到了河东的学生宿舍,那是建于新时期的毫无特色的水泥楼房,宿舍空间很逼仄,如果无所事事的室友们凑齐一桌牌局(这在那个年代的文科大学是常有的事,无聊的大学生活孕育着种种荒唐事情,也奇特地催生着诗歌的生长,在那时上海任何一所大学都有民间的学生诗社存在),那宿舍里的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一天下午就是在这喧闹声中,我带着几本书和笔记本走出宿舍,打算去不远处的教学楼。经过一间简易餐厅,它的铁皮屋子被漆成了蓝色,那时候也已经变得很斑驳了,然后经过一家简陋的私人开的餐厅,我还记得它有一个朴实的名字叫“快乐餐厅”——刚刚拿到家里汇款的同学会来这里改善一下生活,再往前就是同样毫无特色的河东教学楼了。这些建筑都是邻苏州河而建,那时苏州河还未经除污处理,河水是黑色的,一到雨天,河里沉渣泛起,整个校园里都飘荡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只是散发着淡淡的腥味,还不致影响到我的轻快的心情。在一楼我方便地找到一间空无一人的教室,我在临窗的位置坐下来,把笔记本打开,那是一本黑封皮的笔记本,里面已经涂满了青春的诗行,多半这些诗是我在上毫无兴趣的法律课时写下的。——没错,我打算写诗,一种内敛的愉快的心情驱使我来到这间空教室写诗,可是要写怎样的诗,我还一无所知。在那间教室我记得我坐了整整一下午,有时翻翻诗集,有时在笔记本上涂抹几句,有时会看看窗外——篮球场上,一伙学生正在打篮球,再普通不过的学校场景了,可是一种宁静的情绪,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却在空荡荡的教室里飘逸。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是诗句带来了这种静谧的情绪,还是这种静谧的情绪使我写下那些诗句,也许它们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背景吧。

1994年年末,但是在广州,天气仿佛还是江南的深秋。前一年我大学毕业,为了有更多的空暇时间,我主动选择了来广州的一所高校任教,虽然那时到学校任教意味着极低的薪水和渺茫的前途。经过在珠江三角洲实践部门的一年的实习,实际上在1994年初夏才回到广州,因为已经从学生升格为青年教师,我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学校将一栋学生宿舍楼改为青年教师宿舍楼,我分得四楼的一间,房间号是407,我后来以此为题写过一首诗。宿舍里的陈设很简单,主要家具都是学校配的——一张陈旧的单人木床,稍一翻身它就会发出“吱呀呀”的声响,一个笨重的木质写字台,还有两个高大的储物柜。我把这两个储物柜并排放在宿舍中间,将宿舍隔成两间,这样我就有了我的卧室和客厅。储物柜储藏的物件很简单,只是书籍而已。外间有两把椅子和一个电磁锅,单身生活让我学会了做饭——准确地说应该是煮面条,偶尔打两个鸡蛋在里面,就算是丰盛的一顿了。同时单身生活也使我很快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友,我们时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有时也会窜到临近的高校去“抠女”,通常回到我的小屋时已经很晚了,可是年轻人总是精力充沛和充满活力的,那段时间我习惯半夜开始写诗,也许宁静的夜晚更能带给我诗思吧。我有一个简陋的台灯,黄色的塑料灯罩,晚上开灯时灯光会透过灯罩在“卧室”里散发出淡淡的黄色光晕。我的窗外正对着一棵芒果树茂密的枝叶,透过芒果树在白天可以看到远处食堂红瓦的屋顶。在这间屋子里,在那年年末的许多个深夜,我写下了自己愿意保留下来的最初的一批诗作,我并没有急于将这批诗作示人(这后来成为我的一个长期的习惯),它们保存在笔记本里,悄无声息无人知晓,但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然确定,凭藉这些诗我打消了我能否成为一个诗人最后的疑虑。

2005年的秋天,还是在广州,我已经结婚,我和妻子住在郊外,但是也还时常回到学校的住所(已经变成两居室的套房)处理一些事情,因为我的书主要还是放在学校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乘车从郊外回学校,我站在公车上,手里握着拉环,身体随公车的颠簸而摇晃。秋天的阳光虽然远不如夏季那么毒辣了,但是还是很灿烂耀眼,它照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舒服,车窗外则不断闪过寻常的街景:士多店、水果店、餐厅、商场和永远显得茫然的路人,突然我似乎又被某种静谧神秘的力量所控制,那寻常的街景,那眼皮下正在打盹的妇女,还有整个车厢都在一种陌生感中抽离,似乎正要飞向蓝天深处。我已经是个有经验的诗人,我知道有一首诗在等着我,回到家我的任务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记下来。

这是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四个场景,都和我的写作有关,它们当然远不是我的诗歌写作的全部记忆,但是它们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为什么总是它们?我以前没有深究过,是啊,何必揣摩记忆力的怪僻呢?记忆可不是按照事件世俗的重要性去工作的,它几乎是杂乱无章地塞给你许多匪夷所思的画面,一个陌生人的脸庞也许会莫名其妙地跟着你一生,一个普通寻常的场景也许就是那么硬生生地一再造访你,而另一些重要事件很可能你只有朦胧的印象了。可是集中精力理性地探寻,你或多或少能从中发现一些奥秘,对我而言,它们是个人化的写作的化石,从中可以辨认出年轮和质地。

这四个场景无论我的记忆清晰度有多大区别,无论距今有多遥远,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无法忘记的是它们共同拥有的某种氛围,某种宁静的迹近幸福的氛围,要强调的是,它们也只是稍稍沾染了一丝此类情感的痕迹而已,并不浓烈。在此气氛中,所见的事物多少呈现出某种陌生感和神秘感,而写诗的冲动也就自然地生成。从这四个场景可以看出,至少对我而言,在大多数时候莫名的写作冲动总是先于题材抵达,然后在它的驱使下去寻找合适的词语合适的题材以及合适的形式。何谓合适?这可能就是通常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它考验的是一个诗人的综合素质——他的阅历,他的个性,他的阅读,他的情感以及他的包括诗观在内的各种观念。和写作时相似的状态不同,我的基于理性的诗歌趣味这些年一直在变化中(暂且不说是进步),早年趣味变化更频繁更偶然一些,后来才逐渐稳定在我一直喜欢的几位诗人交叉的风格中,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打算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我为上述四个场景中的神秘感和幸福感所慑服,我去写诗,在作业本上在笔记本上在电脑上写下诗行,但是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真实存在的迷人的瞬间并不能保证我的诗作的优异。1985年在最初的冲动下写的诗,其幼稚可想而知;1991年在那个诗歌的下午写的诗也早已被我丢弃,实际上我的整个大学时代的诗作我都不曾保留,它们是确凿无疑的习作阶段,尽管从中尚能辨认出某种纯真的情感和初露的才华;1994年末写的那些诗直到今天我仍然重视;而2005年有关那辆公车的诗我记得最清楚,它质量尚可,但也远不是我最好的诗。可是另一方面,我并不打算因为所产生诗作质量的参差,而漠视乃至轻视那个诗歌最初的酝酿阶段,因为那种气氛是我实实在在的生活,我甚至可以嗅出它的气味触摸到它的纹理,而诗作不是,哪怕那些称得上优秀之作的诗作也不是,它们只是一种被动的冷酷的记录而已。那么,写作时刻的幸福感会不会随着所产生诗作的优劣而变化呢?我只能说随着我的批评能力的提高,诗作的优劣的确会影响到写作时刻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写作因此变得越来越“功利”了?也许是。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技巧”,谈论着独白、反讽、转喻、节奏等等,如果我们不清楚它们只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或是保存那个幸福的时刻,那么也许事情恰巧被我们颠倒过来,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毫无魅力的单调的外观而已,尽管披着华丽的技巧的外衣。

在我提笔之前,四个场景中的我是平等的,“他们”同为一种情绪所激励,“他们”似乎同时听到了某种神秘事物的感召。我想说,这种感觉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以前写作因为接受了这种气氛的沐浴而难忘,我现在写诗乃至于将来继续写诗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重温或是重获那种感觉和气氛。对我而言,今天并不重要,至少远没有第一个场景那么重要,在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课间休息,诗歌首次选中了我;也没有第三个场景重要,在1994年貌似秋天的广州的冬天,我收获了自己最初的自信,它让我能继续写下去,写到现在写到将来。当然四个场景的外部环境在变化,每一首诗的写作环境也在变化,我从十几岁清瘦的少年变成了如今还算壮实的中年人;我从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去到上海,然后又来到广州;我的阅读量更大了,从最初纯粹的文学兴趣逐渐扩展到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于政治学我偶尔也能颇有兴致地看上一阵子。但是当我写诗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回到我在13岁时躺在草地上凝望天空的状态,如此某种我意料之外的奇迹才可能发生,而诗不正是语言和生命的双重奇观吗?现在写诗的时候我也习惯在明净的下午,放纵我的思绪,因为我依然好奇它能捕捉到些什么。我依然喜欢深陷在沉思里,恍惚在记忆里穿行,恍惚我还是那个无知的少年,而时间也不曾流动过。我知道我变得更社会化,更关心社会,社会的种种不公常常让我激愤,可是当我写诗,我希望这些感受能够臣服于归顺于那种我早就熟悉的幸福的氛围,从质地上强化那种感受的厚度和广度,而不是作为某种“正确”的理性遮挡在感受之前。如果它们不能臣服,我宁愿暂且将它们放到一边,或者用别的形式去表达这些现实的诉求,但绝不滥用诗歌这一对我来说异常宝贵的私密的形式。我精心守护着那样的氛围、那样莫名的神往,我知道正是它让我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家或是新闻记者。在那样的状态下,诗歌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从一个句子逐渐生长出自己的头颅、躯干、双臂和双腿,它们在我面前快速成长让我惊异。我珍视诗歌的非理性基础,我厌恶在理性强力控制之下产生的诗歌,通常它们都是确凿无疑的赝品。在那种近乎灵魂出窍的时刻,诗歌和我也是平等的,我们互相打量观照,从而修正着我们彼此的仪表和姿态,以使我们彼此配得上对方,也就是说,我不是单纯的施与者,我写下它们,但同时我也受惠于它们。在这一点上,我确对诗歌存有感激之心。

最后,回到我们的论题——今天,我为什么写诗?我想我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写诗开始于1985年那次感召,1994年的经历又将它强化,那么之后的写作对我来说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而所有时代的人都会认为“今天”是无以伦比的,“今天”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历史正是由这些“独特”的今天所构成。人们有此幻觉,只是因为人的生命太过短暂,那些重复多次的历史画卷依然令他觉得炫目不知所措。没错,“今天”,中国正在变得强大,尽管它的专制没有丝毫改变;“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尽管他们贫瘠的心灵没有丝毫改变。可是对于我的写作,“今天”并不重要,它和所有的昨天一样,只是我从我的书桌前偶尔抬起头看见的窗外景色,或者通过电视报纸我可以看得更多一点,甚至可以看到战争看到示威的人群看到社会动荡,但是客观地也许不无冷酷地说它们仅仅为我的诗提供了物质基础,让那些说来有些缥缈的感觉得以附着其上得以成形,并最终埋藏在文字和时代共用的冰箱里,尽管有时候它难免带着时代还没有褪色的贪婪和肉欲的痕迹,有时候它们甚至是热汽腾腾的,几乎要把我熏倒,仿佛那记忆里永恒的苏州河。

 

注:本文原为参加某次诗歌讨论会而作。

本文曾刊于深圳《晶报》和《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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