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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细节中迷失  

2009-09-19 13:32: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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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废品》书后所附的作者手记很简明,除了列出为小说提供原始素材的二十三本书外,哈金写道:“这是一部虚构作品,所有主要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大多数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无独有偶,在早些年的短篇小说集《好兵》和《光天化日》的序言中,哈金早就做过类似的强调,在《好兵》的序言中,他说:“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我捏到一起,改名换姓,东接西连,构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情节。”在《光天化日》的序言中,他说:“这是一本真实的书,没有任何事件是虚构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所做的不过是重新编整结合人物和细节。”

这种对于真实性的强调出自哈金之口,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相信许多读者还记得印在哈金成名作《等待》书封上的福克纳文学奖的评语:“(哈金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而哈金自己也在多个场合承认,19世纪的那些写实派小说大师是他真正的老师(比如契诃夫)。

可是小说之所以是小说,首先是因为它是虚构作品,因而这种对于真实性的一再强调终究会显得有些古怪了。在19世纪文学的写实主义最为流行的时候,这种风格几乎收到一边倒的赞誉,巴尔扎克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把自己视作“历史的抄写员”。这当然是一种略带自嘲的调侃,相信即使是写实派作家也不会认同文学是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或者是现实世界的文字版。他们共有的潜台词其实是,试图通过对于现实世界的忠实描绘发现“真相”――某种暧昧不清又似乎是更高层次的东西。从读者的角度看,作家是不是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能力通过作品本身让读者信服乃至折服,哪怕你所写的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不曾存在过的。

在《战废品》这部小说中,哈金继续以他惯用的洗练而写实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普通的志愿军士兵在美军战俘营中所经受的残酷遭遇。用哈金自己的话说,是“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可是实事求是地说,阅读这部小说不像他的其他小说(主要是《等待》、《光天化日》和《好兵》)那样带给我很大的阅读上的愉悦和享受,相反倒是有一种平淡之感,尽管《战废品》的情节要远远比哈金以前的小说更有戏剧性或许也更暴力。也许问题恰恰出在哈金一再强调的“真实性”上。哈金早期的几部小说都取材于自己早年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是多年生活的积淀。在这几部小说中,他所讲述的故事、细节不仅真实,而且传神。“真实性”的概念也许只对作者写作的观念有某种指向性的意义,而读者更在乎的当然是后者。《好兵》是一组关于中国军队生活的小说,众所周知,哈金在青年时代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服役五年。《光天化日》中故事发生的场景,荒凉的乡村小镇歇马亭则是以他幼年时生活过的辽宁省金县亮甲店为原型的。《等待》同样是以哈金熟悉的军队生活为背景的。也许马上有人反驳说,写“自己的生活”不会必然产生杰作。这话没错,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对自己亲身经历事件的仔细揣摩确实更有可能产生出奇特的神采,尤其当作家的想像力不是那么充沛的时候。

相较而言,《战废品》处理的是二手经验,整部小说正像哈金在手记中说的那样,是建立在他所参考的二十三本原始素材上的。参考素材其实不是问题所在,历史上有太多杰作是在既有素材上加工而成,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都是如此,福楼拜为写历史题材小说《萨朗波》,甚至读过一百多本有关迦太基的书。可是作家所参考的素材必须得成为想像力起飞的跑道,为此这些素材必须要和作家既有经验完美的联姻,而《战废品》对于素材的运用则显得过于拘泥(其原因正在于哈金对真实性的过分强调),这样的处理方式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小说虽然不乏细节,但是细节本身缺乏魅力,因为这些细节多半是便利地从各种素材中摘取而来,而这些素材就我所看到的两本(《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著;《志愿军战俘纪事》,大鹰著)来看,文字是极为粗糙的。二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引来“抄袭”的非议,人们对于丑闻的热衷使得这部小说在去年夏天成为国内许多媒体的新闻焦点。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战废品》中的16-18节讲述贝尔将军被战俘扣押事件的确和《我的朝鲜战争》中对于历史上确有其事的杜德将军被扣押事件有许多雷同之处,而且还不止于此,在《战废品》中另一个详细讲述的升红旗事件,是来自于《志愿军战俘纪事》。我无意在此跟从那些幸灾乐祸的看客,对哈金提出道德上的指责,我更愿意相信哈金是因为对真实的过度强调,在处理素材的方式上出了疏忽。更重要的是,哈金的小说和那两本参考书有相似的细节,更有天壤之别的区别。虽然张泽如是战俘营的亲历者,可是《我的朝鲜战争》语言上的粗糙,情感上的单一简化,和《战废品》比反倒更像是一部赝品。

《战废品》是哈金继《等待》之后的第三部小说,其间还出过一部长篇《疯狂》。《疯狂》和《战废品》似乎预示着哈金小说的某种转向,从前的对于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逐渐被对重大题材的关注所替代。《疯狂》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的,而《战废品》2004年10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伊拉克阿布格莱卜监狱美军虐囚丑闻正闹得沸沸扬扬(也许纯属巧合,据说早在2000年哈金就已经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做准备了)。可是悖论的是,在文学上倒是越普通的日常情节越有可能隐藏更大的寓意。《纽约客》杂志对《等待》的评论无疑是准确的:“一个悬念十足、坚韧真实的爱情故事――具有强烈的寓意。”的确,《等待》的确是一部情节简单的小说,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通奸故事,可是通奸的故事曾经孕育过多少杰作阿,从西方的《十日谈》、《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红字》,到中国的《金瓶梅》,《等待》可以说是给这一光辉的系列增添了一个当代的较小的例证。同时一个较小的故事框架反而为揣摩细节腾出了足够的空间(宏大的历史背景不是不能写,可是难度更大,成功的机会更小,需要更为雄浑的才气),比如在《等待》中,两个主人公的一个眼神一次偶遇(比如吴曼娜在林子里看见孔林和另一个护士在聊天)都可以写得惊心动魄。《战废品》虽然写得细致生动,甚至不乏像国民党战俘剜去共产党战俘心脏这样残酷的细节,可是这种给人带来的生理上的震惊毕竟和文学欣赏上的震惊是两回事。《战废品》缺乏的恰恰是《等待》中的那种看似普通实则意蕴深长的细节。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哈金小说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哈金在国外写作,相较于国内作家而言无疑有着更多的表达上的自由,然而可贵的是哈金并没有滥用这种自由。去年在广州和一个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小说家聊天,说起哈金,他肯定地说哈金的成功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此我不能苟同,实际上在我看来,哈金对于这种表达上的自由是极为审慎的,他的自尊心和文学上的追求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如果说哈金的小说中有意识形态因素(当然是以背景的形式),那是因为意识形态原本就是生活中重要的部份。相形之下,国内作家某些纯文学追求倒是透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功利的气息。比如,《等待》中意识形态对于爱情的扼杀,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更有力。可是在《疯狂》和《战废品》中,哈金开始试图正面涉足这一领域,尽管哈金涉足的脚步依然是谨慎的,他在《战废品》中对美军、国共三方都采取审视的批评态度。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涉足仍然未见得明智,因为意识形态有可能起喧宾夺主的作用,使得作品因为有了过于明确的意旨,而失去了普遍的寓意,从而降低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等待》比,《战废品》留给读者回味的空间就相对较少,那些对于战俘营中令人发指的细节描述,似乎要迫切地拨动读者的心弦,可是除了引起人们对于战争的痛恨和对战俘的同情之外,很难让人联想到更多的东西,而这种痛恨和同情本身又让作品沾染了某种伤感的情绪,实在说后者正是《我的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纪事》之类的粗糙的纪实作品所极力追求的。

在《光天化日》的序言中,哈金提起有一次他坐小型飞机去明尼苏达州。一路上飞机摇荡颠簸,让他不免想起了“后事”,当想到刚刚寄出的《光天化日》的校样时,心里觉得十分坦然,“觉得这是一件完成了的事,想不出哪个词或标点该改一下”。不知道,当遇到相似的情形时,哈金想起《战废品》会不会有同样的自信。既然哈金已经写出过像《等待》那样的杰作,我们有理由对他抱有更大的期望,也许在他追求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过程中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只要哈金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本文曾刊于《南都周刊》和《香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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