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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碎现实,想象催生意象  

2009-09-27 13:01: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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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斯一定同意保罗·瓦雷里关于诗歌的一个说法:“诗歌乃是声调和意义之间经久不息的踌躇。”事实上,如果要找一句话准确描述史蒂文斯所有诗歌,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自然作为法国象征派诗歌种子在遥远的异国生发出来的诸多奇葩中最艳丽的一朵,这个事实并不让人惊讶。但要强调的是,这种踌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柔寡断,而是由于声调与意义间、现实与想象间本身的纠缠难言的状态所决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暧昧难明的状态蕴含着诗歌全部的奇妙和秘密,那么史蒂文斯把自己一生的创作激情完整地奉献给它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其独到而睿智的缘由。

史蒂文斯是美国诗歌黄金时代公认的五位大诗人之一,美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初在和欧洲诗歌的学习、竞争和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庞德、艾略特作为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自不待言,弗罗斯特、威廉斯这两位极力主张和追寻美国诗歌传统的诗人其实也都有多年的欧洲生活,唯独这位最异国情调的史蒂文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出过美国。而这只是这位杰出诗人身上诸多令人困惑处之一种,另外经常被人谈到的还包括:史蒂文斯保险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和诗人身份的兼容;史蒂文斯是现代派诗歌的主将,但他又是华兹华斯、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传人,他本人对“浪漫”的理解往往也倾向于褒义(和绝大多数现代派诗人不同),如此等等。可是话说回来,杰出人物的生平和作品如果能轻易纳入常人的见解和认识,这杰出人物恐怕也就很难再有什么说服力了。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作品站得住脚的作家,他身上每一个自相矛盾处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通常这些矛盾和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是对应的。

在这五位诗人中,史蒂文斯生前的影响力是最小的,他第一本诗集《簧风琴》1923年出版的时候和许多大诗人处女作的命运一样——印数很少,只有1500册,而且也大多赠送给了友人。当时史蒂文斯已经44岁,而且诗集在公众中几乎毫无影响,直至1931年《纽约时报书评》才刊载了有关这本书诗集的一篇书评,可是其激烈批评的态度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历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诗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思想能真正作用于人的心灵,没有一个词能唤起人的感情。它是冰柱垒成的耀眼夺目的大厦。史蒂文斯成就了一项失败的事业,不幸的殉道者。”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和这位书评人的判断完全背道而驰,《簧风琴》目下已经和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人物》以及乔依斯的《尤里西斯》一起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作品。可是在当时史蒂文斯受到的打击肯定不小,在《簧风琴》出版之后,史蒂文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枯竭期,后来在他最重要的文论《高贵的骑手和词语的声音》中,史蒂文斯几乎通篇都在为自己的创作倾向做辩护:“我不认为一个诗人负有的义务作为一项社会责任比作为一项道德责任更多,而如果存在人们有共识的任何关于诗歌的东西,那就是诗人的角色无法在道德中找到。”“总有人以为我是修辞华丽,而我其实是在以最简单的方式谈论重要的无出其右的事情。”

史蒂文斯诗歌尽管有着优雅的语调和优美的意象,但是他所有的诗歌其实都立足于表达,可是他的诗并没有通常那些“有话要说”的诗人的说教感,原因就在于他对表达和意义本身的歧义有着充分的估计,更重要的是,他显然认为诗歌的秘密和意义的歧义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对应关系,那么在此意义上将史蒂文斯的诗归类为“观念诗”又是一种批评的暴力。像许多笨拙的批评家一样,有人早就寻找和“厘清”过史蒂文斯思想的渊源,比如对于史蒂文斯一系列有关现实和想象的关系的论述(“我们生活在思想里”“现实是真空”等等),就被人认为是爱尔兰哲学家伯克利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强调主体能动性思想的翻版;史蒂文斯怀疑基督教的思想和用诗歌取代宗教给人精神慰藉的思想则被认为出自史蒂文斯哈佛大学的老师乔治·桑塔雅那。可是最好的诗歌恰恰是反抗归类和“厘清”的,虽然史蒂文斯终其一生都将自己诗歌的“议题”控制在较小的范畴里,可是你很难在他的文字里找到那种一锤定音般的结论,没错他的诗里不乏许多优秀诗人都拥有的那种果断清晰的语调,可是那和“结论”还差得十万八千里呢,因为那语调和“意义”最终在上下文关系里又变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从某种角度看,史蒂文斯其实对“结论”根本没有多大兴趣,与其说他的诗里充满“意义”体现出他追寻“诗”的努力程度,还不如说体现出史蒂文斯“嬉戏”的欢畅程度。他并不真正关心这美妙的思维将把他带到何处,而是一路欣赏着这思维之途带给他的种种奇观,也许他还曾不无骄傲地想到,这奇观中恰恰内蕴着勤奋的学者试图获得的种种“结果”。他清楚地知道,思维的嬉戏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否则他将不可避免堕入痛苦的哲学的深渊——那样的苦差事还是留给哲学家们去做吧。诗人如果他足够出色,他就可以轻盈地达到哲学家们奋力攀爬上去的高度。

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对于德国18世纪大诗人荷尔德林的推崇正在于荷尔德林诗歌中“思”与“诗”的高度融合,而史蒂文斯诗歌最重要的支点其实也在于对“思”和“诗”抽丝剥茧般的探讨,当然荷尔德林的诗本质上更倾向于“思”,而史蒂文斯尽管一再强调抽象和意义,可是他的诗歌在“思”和“诗”的关系上其实更倾向于“诗”,正如史蒂文斯自己所说的,他追求的是“主题的诗意”,而不是“真正的主题”。在《徐缓篇》里,史蒂文斯说得明确:“诗歌本身是新的题材。”在诗歌中他也以一贯的专注探讨诗歌,比如《我们气候的诗》、《论现代诗歌》、《诗是破坏的力量》等等。这就在他的诗里形成一种持续的矛盾的张力,就在那些表面上铿锵的诗句里也奇怪地同时携带着犹疑,比如《抗东西的人》的首句“诗必须成功地抵制智力”,可是这句话很难说不是某种通常意义上的智力的产物。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史蒂文斯自己曾经做过透彻的解释:“一种语言,从语义上考虑,是通过一系列冲突进化的,通过词语中表示性和暗示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一种趋向于通过剥离词语的一切联想来杀死语言的禁欲主义和一种趋向于通过在大量联想中消解其意义来杀死语言的享乐主义之间的冲突。”

持续的甚至是坚韧的自省将史蒂文斯诗歌推到了想像力遥远的边缘,但悖论的是在那难以捉摸的境界里竟然清晰伫立着种种意象。许多人奇怪史蒂文斯从没参加过意象主义运动,可是却写出过最符合意象主义诸原则的意象主义诗歌,比如《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六种意境》等,可是史蒂文斯诗歌和典型的意象主义切入诗歌的角度毕竟不同,他是从思辨的入口开始进入诗歌,在一种精微的思的轨道里到达了意象,因为史蒂文斯后来显然明白在静态的物(意象)中其实蕴含着所有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可以说静态的物是运动和冲突的极致。也就是说,在对待物的态度上,史蒂文斯和艾米·罗厄尔等意象主义者其实是殊途同归,可是由于史蒂文斯进入的角度和方式都更为独特,使他的那些“意象主义诗歌”也独具一种个人的色彩和魅力,这是那些裹挟在运动里懵懂地追随“领袖们”写作的诗人们难以企及的。在抽象思维中对于物的抵达,也是史蒂文斯诗歌着力于探讨抽象问题但却免于说教气的重要原因。

讲到这里难免要涉及到史蒂文斯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慢慢浸染了史蒂文斯对于诗的思考,就像每一个大诗人都一再证明了的那样,他们的诗和生活都是独一无二、无迹可寻的,而只有前所未有的创造是他们得以归为大诗人这一特殊类别的唯一纽带。和美国现代派诸位大诗人深度卷入文学运动不同,史蒂文斯和诗坛一直保持着疏离的关系。虽然他19岁开始写作,可是却并不急于发表和出版,他首次在重要刊物发表诗作是1915年,由于著名的诗歌编辑门罗女士对他的诗感兴趣,他这才在门罗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他日后的名作《星期天早晨》第一稿。他在纽约做律师期间,虽然也和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些诗人艺术家有过交往,但并不深入。史蒂文斯和他美丽的妻子艾尔西(美元一角银币和半美元头像均以她为模特儿)之间常年的隔阂,也使他很少请诗友去他家做客。在性格上则如史蒂文斯女儿说言“他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沉默寡言使他很少抛头露面”。当然,这种和文坛的疏离关系也得益于史蒂文斯在世俗事业上的成功,他早年做律师,后来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在1934年又晋升为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年薪170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一般来讲,世俗生活和诗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史蒂文斯却将这种“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不仅没有被自己成功的世俗事业拖入泥潭,反而以自己较高的职业收入为保证使自己的纯诗追求更加纯粹——他根本无需利用诗歌来为自己赚取名利。

当然在更高的层次上,人们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的生活范畴,史蒂文斯后来过的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购置了舒适的住宅和美丽的花园,有专人在巴黎为他选购油画,在生活上很讲究,这些和他诗歌中透露出的对语言的讲究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史蒂文斯诗中某种根深蒂固的雅致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在史蒂文斯去世几个月后,另一位美国大诗人w·c·威廉斯对他评论道:“他骨子里是个讲究衣着和仪表的人。你从没看到过史蒂文斯穿得不整洁。结果这也影响到了他的诗。”

确实,现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史蒂文斯在优雅的花园里看到的花丛和金翅鸟,或者是在诗中摆弄的概念,至少在史蒂文斯经历过的20世纪上半叶,“现实”弄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许多学者和作家难以避免地被这现实牵到了“左翼”。那么在当时史蒂文斯的诗遭到冷遇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少人对史蒂文斯的批评比威廉斯激烈得多,史蒂文斯并没有丝毫未受触动,冷酷的现实使史蒂文斯企图在感情上接受左派的观点,他甚至为此扎扎实实地创作了一部诗集《猫头鹰的三叶草》(出版于1936年),但是这部诗集创作得格外艰难,史蒂文斯常常在陈腐的词句和思想中挣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猫头鹰的三叶草》里试图做的是,在诗里浸泡一下当代的生活。我们得等着瞧下一步会怎样。”结果后来一清二楚,这整部诗集都被排除在史蒂文斯晚年出版的《诗歌合集》之外。一个诗人想写什么和能写什么实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政治正确永远只是政治家们娴熟地玩弄的伎俩,对于诗人他需要做的只是对自己的心灵和词语保持诚实。史蒂文斯很快明白他不是一个能对广阔的现实做出反应的诗人,现实对他而言永远不是一个刺激物,而只是供他研究和思辨并从中找寻诗的灵感的客体,而且他这一条中产阶级的诗歌之路一样可以抵达永恒。说得彻底一点,其实每一个人——他的经历、时代背景都提供了他成为大诗人的基本的条件,关键是你是否能够诚实地在上天赐予你的那一方土地里耕耘,在所有那一方土地黑暗的深处,复杂的根系紧紧相连,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荷马、屈原、维吉尔、卡图卢斯、杜甫、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惠特曼、波德莱尔,——也许还有有待进一步证明的史蒂文斯。

 

 

《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

〔美〕华莱士·斯蒂文斯著

陈东东、张枣编

陈东飚、张枣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定价:28元

 

本文刊于2009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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