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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双眼看印度  

2010-03-22 12:25: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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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奈保尔和阿玛蒂亚·森,这三位著名的文人和经济学家,不仅都得过诺贝尔奖金(帕斯获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阿玛蒂亚·森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他们三人和印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帕斯是墨西哥人,可是作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帕斯在印度度过了六年时光,在那里的经历改变了帕斯的生活,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诗集《东坡》、散文集《猴子文法学家》以及介乎随笔和游记之间的《印度札记》。

奈保尔是作为英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的身世颇为复杂,他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后去英国留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可是奈保尔自己却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这种血脉关系如此顽强,将奈保尔在1962、1975和1988年三度带回印度,并分别撰写了三部有关印度之旅的书《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阿马蒂亚·森是确凿的印度学者,可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序言最后,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作为一名渊源殊深的非常关注印度文化、历史和政治同时也关注印度一般生活状况的印度公民,我很难在提到印度人时用‘他们’一词而不用‘我们’一词。”如此强调其来有自,阿马蒂亚·森和奈保尔一样也是弱冠之年就离印赴英学习,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读,其后他的学术生涯在西方和印度一系列著名学府展开,由于对印度事物的高度关注,阿马蒂亚·森一致保持着印度国籍,并且经常回到印度高校做客座教授,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他对印度国内公众事物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发言权。阿马蒂亚·森主要是经济学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显然他的研究出发点其实落实在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因而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他的这一研究视角注定他是一位视野开阔涉猎甚广的学者,《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本书就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它有一个副标题: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

不通的阅历、不同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观察本身极为复杂的印度社会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态度。帕斯同时具备外交官和诗人的身份,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帕斯得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观察印度,他的笔触有着诗人的优雅和内省。尽管帕斯并没有回避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可是他也在不经意中时时流露作为诗人的敏锐感触,比如在写他1951年首次到印度,去德里旅行,就有这样极富诗意的描述:“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里空无一人。墙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上方是平静祥和的蓝天,只有偶尔一群绿鹦鹉飞越,才会打破这股静谧。我待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想。一段极乐至福的时光,当夜幕低垂,蝙蝠成群结队在天空盘旋,才让这股至高无上的幸福告一段落。”这样诗意的感悟在以尖刻著称的小说家奈保尔看来未免有些奢侈了,小说家的身份决定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铺展开来,而且这描述多半指向印度社会的那些阴郁角落:“拉贾斯坦的狭义风尚已经当然无存。宫殿空荡,王公们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数岁月,全都化在传说之中。所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窝棚、雨季的泥泞。”

在对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这两位文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帕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和奈保尔和阿马蒂亚·森相比),对于印度文明基本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适。帕斯习惯用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做比较,比较的结果不是谴责印度的落后和愚昧,而是对西方文化自身提出更多的忧虑和批评,这种态度无疑颇具风度,而且是建立在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帕斯得出的观点往往也是非常睿智的。关于印度备受批评的种姓制度,帕斯先是通过评述托克维尔的观点,对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大加挞伐:“民主社会不断改变,将个人与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已经当然无存,而将他与他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也已经如风中残烛。冷漠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缺点之一。”随后对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帕斯则提出自己独特且颇具深度的观点:“有‘贱民’这种阶级存在是一种耻辱。不过种姓制度绝对不能消失惟有如此,它的受害者才不致沦为个人主义这些贪婪的神袛的仆从,而是在我们之间,找到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这种情怀当然也是像帕斯这样的大诗人才会拥有的,那是一种超越庸常胜负、生死的美丽而温暖的境界,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映衬出诗人自身的博大的胸怀。前不久在香港见到几位曾去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诗人,他们对印度落后的不屑态度,和帕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小说家比诗人总是要更入世一些,像帕斯书中随处可见的感概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或者也可以说奈保尔感慨是别样的:没有诗人式的抽象和升华,而是针对印度现实的毫不妥协的犀利批评——通常以反讽的方式。尤其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此类的批评比比皆是:“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其哲学,以及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印度则正因了它所有表面可怕的现象,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印度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纹丝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到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里,所有事物都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对于印度停滞的现实的不满和抨击溢于言表。

奈保尔总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印度之行的所见所闻,其描述有着小说家特有的细致和生动,只需寥寥数笔,他所交往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即跃然纸上,通常这是些滑稽可笑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更多印象也是这些奈保尔所交往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些人,奈保尔同样毫不留情,充满讥讽和冷嘲。拉贾斯坦的村民很英俊,很自信,可是“他们所知有限。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自己。他们所需的东西很少,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对于这个村落的一个女村民,奈保尔这样写道:“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拽出绳床给我们坐,而她的态度却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她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小名流”,奈保尔的厌恶之情更是毫不掩饰,在谈到某所受到好评的学院时,“‘小名流’以出人意料的愤怒之情说:‘那是个可恶的地方,到处都是到那儿纵情声色的美国女人。’名流的脸上和体形上都有种发面般的质地,暗示此人隐匿的性兴奋。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堕落的资本家’,喜欢‘肉体慰藉’。”如果是帕斯这样谈论印度,他一定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是奈保尔自身的印度血统保证了他的抨击不被扭曲和意识形态化。是啊,这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不争气的无奈和愤怒,虽然奈保尔是游客的身份,可是他身上流淌着的印度之血,使他自然获得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如此尖俏的讽刺才自动转向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和描述,那愤怒讽刺终究掩盖不了对于故国的深沉眷恋。

可是相较而言,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于印度的爱则理性很多,也许也更为纯正。这和森自幼在印度长大有关吗?或许是。森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动机之一,就是帮助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这说来简单却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除了森潜心研究的经济学,势必还要涉及到印度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乃至文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除了纯粹的经济论文之外有关印度的文化论集。这本书专业性不强,可是仍然鲜明保留着森一贯的文雅和雄辩的文风。和帕斯和奈保尔文学化的叙述不同,森的文章是典型的论文,充满理性、优雅的分析,他对于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是帕斯、奈保尔这样外来的观察者无法比拟的。因为没有文学化的描述,森对于印度的态度相对隐藏较深,既不是帕斯的那种外露的赞赏,也不像奈保尔那样不加掩饰的厌恶。森对于印度的爱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他对印度历史和现状入木三分的透彻剖析中,既充分肯定印度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又不讳言它的封闭和落后。森对于印度的爱是低调而深沉的,分析性的论文语言下时刻让人感受到一颗温情的学者之心。森毕生研究集中在两大课题:贫穷和民主。《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标题论文,可以看作是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有关印度部分的延展。它着重强调的是民主制度和公众争鸣的联系,具体说就是,它想证明“当独立的印度成为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断然选择民主政体的国家之时,它不仅采用了它从欧美学来的法理经验,而且利用了自己的公众讲道理和惯于争鸣离经叛道之见的传统。”

为了厘清印度的“惯于争鸣”的传统,森主要论述了印度历史上的四大伟人——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曾经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阿克巴(1556年-1605年在位)是莫卧儿王朝第三代君主,是印度六百余年穆斯林统治者中最杰出者。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印度历史上的伟人对于异己的宗教势力都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阿育王矢志确保公众议事能够在没有敌意和暴力的情况下举行,“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应尊重其他教派”。阿克巴则在16世纪晚期为公众对话安排会议,广泛涉及不同宗教信仰成员,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乃至无神论者。阿克巴自己的政治决定也反映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承诺,比如他坚持以非穆斯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充实自己的宫廷,让他们与穆斯林一道工作。这两位君主开创的印度文化中对于不同意见的宽容传统,也反映在一系列印度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比如在首陀罗伽的《小泥车》和《指环印》,伽梨陀娑的《云使》,以及印度历史上一众著名诗人作品中,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宽容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对于这一传统的梳理,对于森来说,目的在于证明当代印度世俗主义在独立后对于民主政体的选择,其实来自于印度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传统。也因此,至少在森那里,印度稍显杂乱的历史和现状,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和世俗政体达至某种平衡。

对于甘地这位20世纪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印度人,三本书都花不少篇幅加以评述。的确,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此有名和独特,而他所具备的将宗教和政治、苦行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相互对立的特质巧妙融合的过人能力,必然使他成为20世纪特立独行的伟人之一,要观察印度——甚至是观察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没有再比甘地更合适的标本了。奈保尔对于甘地的评述一如既往地以生动的细节娓娓道来,他所依据的蓝本则是《甘地自传》,在细致的叙述中在穿插奈保尔自己带有怀疑和苛刻色彩的议论。在三本书中只有奈保尔这本对甘地生平给予了细致的介绍,显然他所依据的理论支持是一般传记作家所信奉的——对一个人了解越多,对他的思想也就可能理解得越深。那种一贯的苛刻语调,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在奈保尔自己的形象上——他从来不是那种让读者觉得亲切的作家,可是这种苛刻确实给奈保尔的观察带来某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结论,通常这矛盾和深度密切相关。对于甘地,奈保尔的观察就带有这种交织着怀疑色彩的肯定,或者也可以说是交织着钦佩的怀疑:“‘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东西被甘地唤醒是,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来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另一个黑暗年代。”

帕斯对于甘地的评述则尽显诗人的睿智和宽容的情怀。对于甘地主义的来源,帕斯有清醒认知:“甘地的政治行动不是建构在印度教传统上,而是筑基于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之上;他的社会改革理念比较接近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而不是印度神话中人类祖先及制定法典的摩奴所订立的法律;在他的消极抵抗理念的背后是梭罗的不合作主义。”甘地思想的西方来源,并不难厘清,而且对于甘地思想中某种保守的倾向,帕斯也并不讳言,可是难能可贵的是,帕斯对于甘地思想的精确理解和包容。帕斯比较了甘地和泰戈尔的分歧,并显然站在泰戈尔的立场上(“诗人们通常比较能明辨是非,我们对圣人不能如此论断”),可是对于甘地,帕斯仍然服膺于他的道德追求,服膺于甘地言行一致地无私地对理想的追求。“一个圣人与神或与自己交谈,都是沉默之声。”

阿马蒂亚·森在书中对甘地着墨不多,只是在《泰戈尔与他的印度》一文中,主要以和泰戈尔比较的方式谈到甘地。他引用罗曼·罗兰致一位印度学者的信件褒扬了这两位伟人:“我已经完成我的《甘地传》,我在书中颂扬你们的两位伟人泰戈尔与甘地,他们就像江河一样,流淌着非凡的精神。”可是对于泰戈尔与甘地的分歧,森也不讳言,而且多半他也更欣赏泰戈尔的立场。泰戈尔自己对于作为人和政治领袖的甘地是极为钦佩的,可是对于甘地的民族主义和对印度传统的保守态度,泰戈尔也是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倒是有完全一致的态度——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曾谈及甘地:“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当然,森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还是想借助泰戈尔之口,或者通过甘地和泰戈尔的比较,道出森自己真正关心的主题——即对于文化多元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追寻和坚持。

三本书引人注目的还有对文学资源的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精湛的文学修养。帕斯是大诗人,因此当他在《印度札记》第四编中将笔墨转入对印度古代诗歌的评述时,他立即显得极为放松和游刃有余,不像在介绍印度历史和宗教时那样稍嫌拘谨。他对印度诗歌的评述准确深刻,足见其精深的诗歌修养。他这样评价梵文诗:“最伟大的梵文诗,就如希腊文和拉丁文杰作,具备着雄辩滔滔、高贵典雅、一种形式的淫荡、强烈而雄浑的激情。简言之,足堪称伟大的艺术。不过它也和希腊文于拉丁文作品一样,不懂得如何无声胜有声。它从来不懂得中文与日文意在言外、迂回婉约的奥秘。”奈保尔对于文学资源的利用当然就是小说,奈保尔在书中不仅细致描摹他的所见所闻,而且也不忘穿插反映印度现实的印度小说家的作品——比如印度著名的小说家纳拉扬、阿南塔默提的小说——以这些小说作为自己观察印度现实的参考和佐证。而在对这些小说的转述和分析过程中,也显示出奈保尔强调现实和历史的文学观,那远不是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但这也许正印证了这位出语尖刻的小说家何以重要。最让人意外的是阿马蒂亚·森,这位经济学家对于文学的熟悉和理解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泰戈尔与印度》一文中,森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显然对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他对于印度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了解更是不在话下,也许是因为他的第一位妻子黛乌就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不管怎么说,良好的文学修养赋予森观察事物灵活的视角,以及优雅又雄辩的文风,通常这种文风和卓越的见识紧密相连。

 

《印度札记》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著

蔡悯生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定价:20元

 

《印度:受伤的文明》

(英)v·s·奈保尔著

宋念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

定价:15元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印度)阿马蒂亚·森著

刘建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

定价:45元

 

 本文刊于2010年3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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