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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九十年代诗歌  

2010-05-24 14:4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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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请我写一篇关于九十年代青年诗人的文章,我感到很为难。这不仅是因为我对“诗坛”的状况向来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更主要的是,九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的创作,尽管有些新意,但在总体上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没错,他们碰巧生活在一个极富戏剧化的时代,这样个性鲜明的时代似乎有理由要求诗人拿出和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惊人作品。但是作为一门和人类的文明几乎同时诞生的古老艺术,它似乎更有理由对这样的要求漠然置之。事实上,历史上许多对人类影响深远的重要年代——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都没有在诗歌中留下多少痕迹。诗歌似乎永远听命于心灵的派遣,它没有政治敏感,没有经济那样富丽堂皇,但它在一种类似于惰性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下,保持了人类必须具备的尊严。尽管有上述疑虑,但九十年代的一些青年诗人在诗学观念和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确实也显露出一些新的倾向——即对时代性的特殊要求,个人化的写作倾向,以及对诗歌现代化的重新认识。

在八十年代的诗歌批评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词汇恐怕要算是“语言”。他们诗派的“诗到语言为止”和非非主义的“语言还原”都是以语言作为各自诗学理论的核心。他们谈论语言问题时铿锵自信的语气,既带有西方几位主要语言学家的玄奥腔调,又散发着几分中国式的狡黠的智慧。总之,几乎作为一种象征,“语言”似乎和中国人刚刚获得的“自我意识”一起苏醒,在自给自足式的狭小天地中,诗人们争论不休,并且匆忙呼唤着纯洁汉语的大师早日到来。但是进入九十年代,经济的持续发展开始改变社会的单一属性和单调的生活方式,诗人们突然发现,就在他们视力所及之处竟然有一个赤裸裸的性感的“时代”。九十年代诗人,无论是曾经经历过八十年代诗歌热潮的中年诗人,还是刚刚告别青春期的青年诗人,都表现出对这个以肉欲和金钱为特征的时代的关注。几乎一夜之间,大量生活场景,普通意象(有别于精选的优美意象),甚至市井俚语开始涌入诗篇。九十年代诗歌为了努力和这个时代的复杂和魅惑保持心理上的谐调,而变得庞杂、生硬和暧昧。在八十年代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开始受到质疑;反讽技巧的大量使用,则使一切价值观都显得摇摆不定;诗人们步调一致地开始调整视野的焦距,从遥不可及的理想转移到近在眼前的社会和生活景观。在追求宽广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方面,九十年代诗歌无疑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在具体表现时代的方式上,青年诗人和中年诗人又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年诗人——以肖开愚的《来自海南岛的诅咒》和陈东东的《喜剧》为代表——继续以八十年代确立的理想的价值观为先导,激烈抨击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麻木了大众的心灵。更年青的诗人则持一种更为平易的态度。他们不是简单批判剧烈变化着的社会,而是以一种略带同情的眼光观察沉缅于物欲陶醉于感官享受的大众。他们甚至认为,就人的深层次的精神状态和诸如焦虑、恐惧等极端的心理体验而言,九十年代的大众似乎更加值得关注。他们的诗作更加深入社会的细密的纹理。谴责、抨击、同情、爱抚、讥讽等诸多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九十年代”不再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写作对象,而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爱之又恨之的生活的舞台。简言之,他们对九十年代不是简单的拒斥,而是谨慎地观察。

九十年代诗坛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开始凸现。八十年代诗坛盛行结党营社之风,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现代诗群大展”时,在全国范围内竟然冒出了六十多个诗歌团体。那时候,诗人走街窜巷,四处流浪,许多人将诗歌写作幻化为生活的诗歌化,他们对诗人生活方式的迷恋早已超出了对于诗歌文本的关注。而九十年代青年诗人则持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彻底摧毁了幻想的基础;另一方面诗人信奉的平实的诗观反过来又影响了诗人的生活方式。九十年代青年诗人不象八十年代诗人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离普通的人的生活更近,他们认为,诗人只是会写诗的变通人而已,他们坚信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可以为了广泛的民主,而放弃传统诗人固有的英雄形象。他们不是“专业”诗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因而他们对诗歌的要求就更加明确简单——即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而不必为了生存过分在意诗坛的势力范围,甚或强迫诗歌为自己提供苟延残喘的口粮。他们散布在人群之中,渺小但令人尊敬,平易但坚强。他们以个人的方式存在着,他们不张扬、鼓噪,他们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而从他们的笔端则流露出普通人的诗篇,真正民主的诗篇。

九十年代诗坛的第三个特征是对诗歌现代化的重新认识,亦既对诗歌传统的再认识。和八十年代诗歌界普遍追求的“语言的狂欢”相比,九十年代诗人显得更加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地抱住任何一位西方大诗人的“佛脚”偷师学艺,而是努力遵循现代汉语诗歌客观的发展规律,试图将自己的写作和现代汉语诗歌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持下,西南联大几位埋没多时的诗人被重新发现,尤其是诗人穆旦的重要性被普遍认可,而给予穆旦重要影响的艾略特、奥登、燕卜逊等英语现代派诗人也开始被九十年代青年诗人广为推崇。他们特别看重艾略特、穆旦革新诗歌的勇气,而且九十年代物质化倾向的日益强化,也给青年诗人借鉴来的激进诗观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和诗歌内部的两股力量都在向他们提出进一步创新的要求。首先,是要将风花雪月式的陈旧意象系统置换为更加物质化和现代化的意象系统;而最终的目的,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仍然是坚实的诗歌质地和民主的价值观。

再有半年九十年代就要结束,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仍将处在不可测的变化中。中国诗人当然有责任将人们在特定时期的所思所想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下来,献给一个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未来。但诗歌毕竟不是新闻报道,当一种诗学观念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适应社会变化的超强弹性;我的意思是说,上述当代诗歌的三种倾向将在相当的长的时期左右着诗人的写作。

 

本文曾刊于1999年《东方文化》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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