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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教育”  

2010-08-29 13:47: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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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写作前景充满好奇心的青年诗人,他当然认为如果能在稍晚的时候,面对几本薄薄的自己倾注多年心血写成的诗集谈谈所受的“诗歌教育”,那将是非常自然和合适的事。但是在黄灿然兄好意的略带强制性的邀约下,我只能勉为其难地谈谈在过去十几年中,我究竟接受了怎样一种诗歌教育;我知道正是这种“教育”使得一个在中学时代将更多时间挥洒在足球场上的少年平静地回到室内,使他更安心地与诗歌和寂寞为伍。

教育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宽敞明亮的教室,凝神倾听的学生,以及两鬓微白循循善诱的先生。但是一旦在它之前加上诗歌这个限制性词汇时,我们熟悉的景象似乎就被投射到一块凸面镜上——一切都变得虚幻缥缈,令人不可思议。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位大诗人是“科班”出身,人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来驳斥那些试图在高校设立诗歌写作班的愚蠢计划(美国高校诗歌写作班颇流行,但是它也仅仅是在培养学生的鉴赏力方面颇具成效,对于真正的创造力似乎同样一筹莫展)。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带着窃喜),诗歌教育更多地是一种自我教育,每一位诗人都在一生的学诗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和写作方法,有些诗人对此在一些诗论文章中有所介绍,如伟大的诗歌批评家柯勒律治和艾略特;更多的诗人却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因为正如贝里曼所说:“配知道这些秘密的人,他们应该自己去获取。”

另一方面,能够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细微的发现条分缕析地形诸文字的诗人同样稀少,这不仅仅由于诗歌本身的神秘性,也因为语言恰恰是造成人们相互误解的根源。所以,无论从主观愿望上,还是从客观所能达到的效果考虑,我只能从某些表面现象来谈谈我所接受的诗歌教育,它可能只是一种愿望,一种逐渐形成的和这个世界不妥协地竞争的努力。对我来说,想要成为诗人到决心成为一名诗人,直至决心成为一名优秀诗人,是我的诗歌教育的核心内容。因为一旦形成这种相对稳定的人生观,许多诗歌的细枝末节问题都不难解决,而导致或者动摇这种人生观的外部因素,我可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三本书籍,几个朋友和两次移民。

可以这样说,每一本优秀的诗集就是一位合格的老师,至于他会对哪位后学者流露出亲切的笑容,不加任何掩饰地吐露秘密,则只能取决于机缘和气质的契合。我的几位最亲切的老师是某本大学语文教材、《美国现代诗选》、《倾向》。

大约在1984年,我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于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我怀着好奇兼挑衅的心理翻开了哥哥书架上的一本《大学语文》,里面有四首现代诗人的诗作——《死水》、《再别康桥》、《雨巷》和《炉中煤》。我立刻被这些诗所打动,我相信那是第一次体会到诗歌敲击在心灵上的那种颤栗。在那年年底,班级举行的元旦晚会上,由于对学校过于追求升学率造成的压抑气氛的不满,我朗诵了《死水》,第二年元旦晚会,我朗诵了《雨巷》。两次成功朗诵时,同学们的专注神情使我认识到诗歌潜在的慑人心魄的力量。对当时的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是,在足球之外,我又获得了引来同学们惊讶和艳羡目光的另一种资本。正是这种轻微的虚荣心,将我带入了诗歌的小径,当时我哪里知道,在这条路的深处竟然隐藏着那么多的疾病和痛苦。尽管如此,优秀诗歌倒也确实只会和无上的荣耀紧紧相随,它更像是一名中世纪的骑士,至死都要保持着清洁的面容、傲岸的神态。就在那一年,我已经有了一本特别的黑封面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无人知晓的最初的幼稚诗行。

如果说那本《大学语文》勾起了我写诗的最初热情,1987年我在家乡一家小书店购买的《美国现代诗选》,则在数年的时间内不断检验着我的诗歌技巧和修正着我的诗歌观念。初次读这套两卷本诗集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只好失望地把它们摆放在书架底层的角落里,继续沉溺于前一年“诗歌大展”带给我的纷繁复杂的新奇世界。1990年冬天,我从上海回家乡过寒假,这本几乎被遗忘的诗集突然发出了异样的光彩。第一批跃入我视野的名字是雷克斯洛什、勃莱、默温、斯奈德,他们诗作中的清新和明亮,使我对刚刚知悉的“纯诗”这个词有了更具体的认识。1993年在广州,当我重新翻看这本诗集,我感兴趣的是阿什贝里的《使用说明书》和奥哈拉的《文学自传》。一年以后,我却以另一种狂喜的心情“发现”了《休赛尔温·莫伯利》和《梦歌》。从诗歌技术的角度看,《美国现代诗选》可以说是我的“诗歌百科全书”,我从这本诗选里领悟到的东西,比从任何别的诗集都要多得多。

《倾向》带给我的启示则是多方面的。1991年我已经听说这份当时被誉为“地下”最出色的诗刊。那一年四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华东政法学院上世纪30年代式样的旧教学楼的天井里和几个同学闲聊,正巧一位学校诗社诗友走过来,他告诉我新的一期《倾向》已经印出,是纪念海子和骆一禾专辑。我立刻跟他到宿舍取《倾向》,那是一本淡黄色封面的简朴而又考究的诗刊。在随后的大约半年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海子、骆一禾的世界。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汉语诗人一样。年少的我也加入了为这两位优秀青年诗人之死而举行的“诗坛大合唱”。在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用更客观的眼光评价他们,更多的诗人也早已从他们苦心构筑的个性鲜明的诗歌世界里挣脱出来,但是正是他们第一次告诉我一个诗人应该持有的抱负、态度以及诗歌神话背后必然的凄凉。诗歌不仅仅是满足某种虚荣心的小伎俩,它是一项严肃的艰苦的事业。

《倾向》的另一个意义是,我初次对流行的诗歌美学产生了警觉。1991年9月,我看到一份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诗刊《夏雨岛》,那么多诗作竟然像是出自一人之手,所有诗作者名字后面似乎都应该加一个海子的“子”。虽然“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这一至理名言,可以给诗人使用任何词汇充足的理由,但是诸如春天、光芒、花朵等词语由于附着了太多肮脏的杂质,对待它们的最好态度就是放弃使用。从那里开始,这些漂亮的词汇就极少在我的诗作中出现过,这一发现使我受益良多。

构成我的诗歌教育的另一条线索是朋友对我的影响。如果说书籍对我的影响具有某种被动的特征,那么朋友的影响由于掺和了诗观、气质和个性特征而显得“生机勃勃”。怎么估计这些朋友对我创作的影响都不过分,但由于他们比我出道更早,有更丰厚的成绩,我不想在这篇文章里过分渲染我和他们的私人关系。友谊使得这项艰苦的事业似乎更加值得为之付出。

关于环境及写作素材的问题,最早的时候,我以少年特有的勇气蔑视外界对诗歌创作潜在的影响。那时,我要的是热情——写作的热情和诗本身的热情,那几乎是我唯一的武器,并且单纯地相信因此就可以“所向披靡”。稍稍成熟的诗人对此都会报以宽容的微笑。事实上,正如加拿大文论家弗莱所说:文学即氛围。一个诗人他的感官的触手,无论如何都有其各自的局限,众多诗人的经验表明,只有意识到这种局限,他才能将漫无边际的幻想成功地塑造成诗的想象。夸西莫多就曾说过他的“触手”顶多只有四十多公里。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在大学毕业到广州工作之后。这座城市的肮脏、噪音、妓女和垃圾使我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心地呆在唯美主义的象牙塔里。当我身上潜在的狂躁气质和这座城市冷冰冰的活力相碰击的时候,从我的伤口里涌出声嘶力竭(有别于早期的竭力优美)的诗句,它们粗糙但茁壮,放纵但又奇怪地内敛,而且正是那些没有“教养”的诗句,让我在这里奢谈“教育”。

从这里,从广州,回想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长江下游的小城时,它的宁静、淳朴,以及无人知晓的偏僻都有了特殊的意义。作为诗人,我要感谢它赐给我敏感、朴实的性格;我要感谢它浓郁的人情使我痛感都市的隔膜。一个在大都市茫无目的穿行的来自小城的青年,他最有资格的谴责、抨击和迷恋,就像庞德在《休·赛尔温·莫伯利》里做的那样,让伦敦见鬼去吧!我的广州,它也是心猿意马的恋人,它也是投桃报李的荡妇!呵,铜陵,上海,广州,三个地址多么偶然地排列在我的人生地图上,多么偶然地我要用它们的血肉(索取)填补我的因叫喊而干渴的咽喉,毫无疑问,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是我的诗歌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文章就要结束,我突然难堪地意识到这不得不是一篇拘谨的回忆。对于那些还处在变化中的因素,我难以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判断和总结,例如阅读趣味的改变,诗学观念的变化;而另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女人,我又不愿在这里像猥琐的文人对她们进行感伤的意淫,虽然我明白她们对我的意义。因为成为一名优秀诗人的愿望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的意识的主要地带,我坦然地谈论了诗歌教育这个棘手的问题,尽管我承认我是一个有待时间和更多作品进一步证实的青年诗人。

 

                                                

 

本文刊于2010年8月《南方都市报》,1998年9月香港《呼吸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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