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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下面,不在反面”  

2010-09-12 12:0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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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中的萨米亚特(samizdat)一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新的依附于苏联的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则遭到禁止,不能获得出版和发表的机会,因为统治者知道“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仅在捷克——据1980年米兰·昆德拉在和菲利普·罗斯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就有两百名作家遭禁,甚至包括死去的卡夫卡,145位捷克历史学家失去工作职位。如此,历史被任意重写,真相则被谎言掩埋。

而东欧知识分子阶层则通过萨米亚特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未经审查的独立的声音。1990年同样在和菲利普·罗斯的谈话中,捷克作家克里玛介绍了捷克地下出版是如何慢慢发展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初,捷克那些被禁止写作的作家通常每月会到克里玛家聚会一次,包括大名鼎鼎的哈维尔、格鲁沙、瓦楚利克等,在聚会上他们大声朗诵新作,很快警察注意到他们,并要求克里玛取消这样的聚会。作为对抗,克里玛和朋友们商量,要把这些书稿打印出来销售以便赚回稿费。每版印刷的作品从十册到二十册不等,每册花费是一本正常书籍的三倍。“我们的所为很快传扬开来,”人们开始寻找这些书,随后新的“作坊”涌现出来,而其他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警察起先也试图阻止地下出版,挨户搜查,没收个人收藏,但地下出版最终难以抑制。据克里玛的估计,大约有两百多种地下出版期刊以及几千部书以地下出版的方式面世,虽然质量有些参差不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它们最终在谎言编织的日常生活中撕开一道裂缝,使人们得以窥见真相的本来面目,或者哪怕仅仅是更接近真相的本来面目。它们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1989年秋天席卷整个东欧的革命事件。当然,地下出版不仅仅局限于捷克,在波兰,在匈牙利,在前南斯拉夫,地下出版同样活跃,人们对于真理和真相的渴求,是这些地下出版之所以以燎原之势扩散开来的最根本原因。这本中译本《地下》则是东欧各国当年有代表性的“地下”作家的随笔选,很遗憾里面没有哈维尔的文章,可是入选的十二位作家也都是东欧地下文学里的翘楚,他们的思考都有着往深处持续挖掘的特征,并带有明显的自我批判色彩。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在格言体的《给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同反对派站在一起:你在下面,不在反面。”虽然是给青年作家的忠告,但是把它作为对整个东欧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似乎也是准确的。综观整本《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尽管十二位入选的作者职业、身份、国籍各异,写作的切入点有的偏重文学,有的偏重政论,但是他们对于简单的思辨都怀有高度警惕。他们显然都不想让自己沦为专制政权声嘶力竭的声音的回声,他们显然都知道事物的反面其实就是其正面的另一个形态,他们都善于朝着道德和良知的土壤往下钻探,那里多半是绝望的黑暗,但是也许正如哈维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的那样——你必须先沉到井底,你才可能看见星星。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哈维尔对此阐述得更清晰一些:“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真实的人们及真实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而集结在萨米亚特名下的东欧知识分子群,他们极力想去探寻的正是“这个世界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抱持为此可以受难的决心。

另一方面,身处“反面”虽然更刺激更容易获得表面的名声,但是其单一的形象和意旨也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为危险的是这个“反面”随时会被其“正面”所同化,吸收它的恶并成为恶的另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而“下面”则意味着更广阔的存在,植物的根系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性在黑暗的土壤里自由伸展,他们因而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形象和更具柔韧性的价值观,并且因为这种“间接”抗争,他们得以从根基上摧毁专制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是仅仅去换掉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然后再重蹈覆辙。

这个东欧地下知识分子群体以小说家和诗人为主,考虑到上述那些特征,这种组合绝非偶然,因为作家恰恰善于运用自己感性的观察,主要通过描述去传达自己更富人性的抨击之声,而且所关注的范围也比一般的政治学范畴广阔得多。“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担忧兴衰更替的统治体系;文学可以超越这些,而且仍然可以回答统治体系在人们心中所激发出来的问题”(克里玛语)。这个声音没有“反面”的声音那么尖锐刺耳,却是从地平线下慢慢升起来的,缓慢、凝重,覆盖着天与地。并不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观察犀利与否和他们文学上的成就成正比,优雅的文风几乎总是犀利观点的孪生姊妹。——在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正是文学声誉最高的两位作者——伊凡·克里玛和丹尼洛·契斯。

克里玛的《不同寻常的童年》是对他童年生活的回忆,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其童年正经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迫害犹太人的时代,并且在泰里茨集中营呆了三年半之久,有人“随时都可能进来敲打或者杀害他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这篇文章是整本书里最打动我的,全篇都是冷冰冰的语调,处理那样的题材你不可能再用别的语气,可是某种抑郁的愤懑的激情又充溢在每一个字里行间。克里玛叙述了自己作为犹太人如何一步步沦落到悲惨的境地,“一个接一个禁令。首先,我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接着我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去戏院,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公园,也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的前面车厢。”直至1941年11月底,克里玛和父母被送进泰里茨集中营,在集中营里相比愁苦的成年人,小孩子们的天性使他们较容易忘却死神其实近在眼前,克里玛和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结下孩子们特有的纯洁友谊,可是“所有那些友谊的结局都很悲惨;我的朋友们,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除了一个孩子,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叫阿瑞尔,他父亲是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在十二岁被枪杀了”。

整篇文章有着一流作家才具备的生动、细腻的描述,以及和这种描述相匹配的深湛思考。其中有关集中营里偷窃的描述在其他类似的回忆中很难见到:有一次克里玛和一个朋友溜进了储藏室,里面存有党卫军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我拿走了一个装得满满的手提箱。”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偷窃行为的分析:“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踞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在这里,克里玛笔锋一转,直指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他身处的另一个极权社会,这个极权社会因为建立在不诚实的基础上,因而使整个社会注定道德腐烂,并最终彻底崩溃。克里玛在指出这种极权社会必然下场的同时,其实也把矛头对准了自己,或者换言之对准了这个社会内部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腐败暴力的同谋者,从这个意义上极权社会的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

克里玛这种严厉的自我反省的态度在东欧知识分子群落中颇具代表性,几乎已成共识,整本书里没有一个作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对极权社会的激烈批评中悄悄洗脱自己的责任,相反他们总是首先意识到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自己也是这整个社会之罪中的一个原子,以此为起点展开自己的思辨。关于这一点,哈维尔纪念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发起人、哲学家帕托切克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从纯理论思辨的角度作了最为精深的阐释。文章从最寻常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开始:“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这样的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疾风骤雨似的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东西是他试图和这个世界联系的?他真的热心于联合世界的劳动者这个意思吗?他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这否定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伪善和谎言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最终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哈维尔实际想说的是:通过展示他们的标语,每个人迫使其他人接受游戏规则,因而进一步确认了要求标语在首要位置的那种权力。每个人帮助其他人服从,在一种制度的控制下两者都是客体,但同时,他们又是它的主体。他们都是制度和他的工具的牺牲品。这一论述也仍然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极权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正如捷克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国领袖马萨里克所言:“一个有尊严的民族,其命运惟一可能的起点在于人性本身。人性的首要任务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这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疑问——这些东欧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什么很少涉及具体的市场和法治层面,因为很简单人性乃是社会的基石,人性之恶仍然会玷污任何市场和法律,除非从根本上清除人性里被极权制度已经玷污了的杂质,之后的制度建设才不会脱离它美好的初衷。

书中选入的克里玛另外两篇文章也很精彩。《布拉格精神》是对布拉格这座城市由外到内的透彻观察,在这类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章里显然属于最优秀之列。克里玛从布拉格的历史、建筑、方言入手,最终导引出他的反极权主题:“布拉格的市民不是以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然而,这种奇特的、不动感情的斗争方式深处却有着惊人的激情。”没错,我们从一批杰出的捷克作家的作品中早就看到了这种激情,这些作家包括哈谢克、恰佩克、赫拉巴尔、塞弗尔特,当然也包括克里玛本人以及他不太喜欢的昆德拉,想想捷克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它所具有的如此丰厚的精神资源只有让人羡慕的份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基础,曾经优秀的剧作家哈维尔才有可能在1990年当选为捷克总统。

《地下》一书的开篇作家是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这大约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内地出版物上出现,可是对于他,我是心仪已久。最早看到这个名字是在桑塔格的文集《重点所在》中,集中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丹尼洛·契斯,写作时间大概是1989年契斯去世不久,在这篇纪念文章中桑塔格以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称契斯“是本世纪(20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几位伟大的作家之一”,这种毫无保留的激赏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对于桑塔格的眼光我向来深信不疑。后来托人在台湾买到契斯晚期的两部重要短篇小说集《红木柄小刀》和《死亡百科全书》的繁体字版,这两部小说引起西方关注多少因为它们鲜明的反极权的意识形态,但这也并不妨碍它们在美学上的造诣,正如布罗茨基指出的那样:“《红木柄小刀》做到了伦理道德无法成就的美学。”

这回在《地下》看到契斯的文章,的确颇为惊喜。在《中欧主题的变奏》一文中,契斯继续了自己一贯的反种族主义的立场,同时和克里玛一样,他也对那种简化的站队式的意识形态立场表达了足够的警觉。在一次访谈中,契斯说得更清楚:“20世纪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文学与政治的混合和纠结。很简单,我们作家曾被强制如此。甚至在写像《鲍里斯·达维多维奇的坟墓》这样的书时,我也在尽力改善这种坏状况:写关于政治主题的诗,而非政治的诗。”可能因为契斯晚年一直居住在巴黎,他对于厘清意识形态对文学造成的副作用更敏感和热切一些,而克里玛由于在西方(1968-1970年在密歇根大学教书)短暂逗留后重返捷克,意识形态对于他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所以他和契斯不同,虽然也申明文学之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独立性,但是更多是对于极权意识形态的抨击,并把这一点当然地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克里玛正是在这一点上抨击旅居巴黎的昆德拉的作品,“和他的祖国失去了联系”)。相形之下,克里玛的文章由于带入大量自己的童年经验和极权社会下的生存经验,显得更丰富和性感一些,而契斯则更多展现自己思辩本身的复杂性,往往带有一针见血的锐利,这在格言体的《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下是我随意从文章中抽取出来的片段:“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不要卑躬屈膝,君主会让你当他的看门人;不要骄傲自大,君主会让你当他的看门人。”“不要以民族的名义发言。”“不要让反抗社会不义的斗争使你偏离了自己的道路。”“谨防意识形态的滥调和引语。”——也许我现在做的,正是这句话所批评的,可是缠绕的复杂的逻辑正是使这些东欧知识分子免于被政治拖入庸俗境地的护身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极权社会的尖锐批判。

无论是在艺术还是道德层面,我们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捷克)伊凡·克里玛等著,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版,26元。

《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美)菲利普·罗斯著,蒋道超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版,25元。

本文刊于2010年9月12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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