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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2010-10-25 20:36: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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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直至民国初年,随着清王朝的趋于没落,在西方列强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下,众多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广袤的西部从事探险考察。这些探险家一般会撰写两类著作,一类是有关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的考察报告,另一类是通俗的旨在面向大众读者的探险记实。作为稍晚在中国西部展开探险考察的法国学者,谢阁兰同样著有类似的这两种著作,学术著作是《中国西部考古记》和《中国,伟大的雕塑》,而记述历次考察活动经历的著作则是《路条》。但是和斯文·赫定、斯坦因这样典型的探险家不同,谢阁兰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因而和那些探险家主要的寻宝和测绘的目的不同,谢阁兰对自己中国之行的目的,一开始就了然于胸,在来华之初的旅行笔记《砖与瓦》中,谢阁兰写道:“《中国之魂》、《中国手册》、《三百页中国大全》——把这些书名带回欧洲,带回法国,让我们欣赏他们那可笑的概况吧!隐士的作风!小学教师的论文!我想我不属于这种人。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在给朋友德彪西的信中,谢阁兰讲得更明确:“我来这里寻找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因此,和别的探险家相比,谢阁兰为自己的旅行多备了一双诗人的眼睛,《出征》、《碑》、《画》等著作则显然出自那双敏锐的诗人之眼。他对这些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考古考察倒像是他的副业,尽管这些考察本身也是高质量的,有许多重要贡献。

《碑》是一部以中国古代碑文的形式创作的独具特色的诗集,而《画》则是以描绘中国绘画的形式创作的诗集。两者都以大量的中国典故为创作素材,这些典故非常庞杂,谢阁兰在原书稿中又没有注明,后来的学者在考证这些典故的出处时恐怕是煞费苦心,而且对于这些典故的理解,谢阁兰也没有遵循固有的观念,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发挥:有的和典故固有的寓意相符;有的则对典故的原义加以否定,反其道而行之;有的则和典故原义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谢阁兰写作《碑》和《画》目的并在于对中国典故的考证和梳理,而是在于对他所追求的“中国幻象”的落实,而中国典故不过是刺激诗人诗思的一个外在的偶然缘由而已,它们和带给另一些诗人灵感的某个现实场景和事件并无本质不同。对于中国典故似是而非的理解无损于谢阁兰对内在真实的表达,无损于被解放的词语作为个体生命的生发和成长。《碑》和《画》的着力点都在于语言本身的优美和张力,在于语言本身意旨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两部书都堪称杰出的诗集,谢阁兰所言的“中国幻象”其实就是语言本身的幻象。

《碑》和《画》可以说是谢阁兰所秉持的象征主义诗观的产物,对这种本身极其细微复杂的观念的思考则集中展现在《出征》一书中。这是理解谢阁兰全部文学著作的一把钥匙,一部谢氏文学理论著作,同时《出征》本身也极富文本魅力。在这本书中,谢阁兰将对文学的思考、现实的描述和诗意的表达溶为一炉,你甚至很难分清这是一部诗意的理论著作,还是一部以观念本身为素材的诗集,而且其间还夹杂着大量对于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的细致描述,但这些所见所闻在《出征》中不再承担在通常的游记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而是成为观念的载体。为了凸显这一转变,谢阁兰有意在《出征》中抹去了一般游记的指实功能,通篇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时间,更未指明某一次攀登某一次相遇发生在何时,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地点让我们为这次“出征”勾勒出一条行进路线,哪怕是在最含糊的地图上。途中所遇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是以“传教士”或“姑娘”、“女人”这样抽象的指代称呼。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提醒读者:不要蒙蔽于旅行。如此,所有和旅行相关的表述,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原本更抽象的意旨上:“出发”不是从某地到某地的旅行,而可能是指在思想或者哲学里的启动,“攀登”不再是服务于某个具体的山峰,而是“感觉着每一步上被掂量、抛掷、赢得的身体的重量”。为了颠覆习见的游记观察视角,谢阁兰有意将观察的焦距调得更近或更远,其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陌生感,并试图将这种陌生感带入观念的讨论,从而将通常躲藏在思维丛林里的观念突然推至读者面前,让人触目惊心,仿佛观念长出了人们可以触摸到的艳丽脸庞和柔软腰肢,带着活生生的气息改变着人们的陈规陋见。最终,这次从现实出发的“出征”终于和作者脑海中勤奋地行进着的精神旅程相交会相重叠,成为本质上的文学之旅。

在《出征》的头两节,谢阁兰亮出全书的主旨:这次出征的目的“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象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谢阁兰打算将原本寓意丰富的旅行的各个环节作为他研究各种文学基本问题的介质,这些问题包括:文学(想象)与现实的关系,词语的伟力和脆弱并置的吊诡,形式的短暂和永恒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很自然显现出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对谢阁兰的重要影响。象征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唤醒了对语言的敏锐知觉——语言不再被当作人的附庸,而是一种具有自己的法则和特殊生命的某种自足的物质。象征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拉美在其著名的文章《诗的危机》中,最早对词语的自决提出呼吁:“在纯粹的著作中,诗人的陈述消失,并通过被调动起来的不均等的碰撞,把创造让给词语,它们就像宝石上的一条潜在的光尾用闪光的彼此照亮,取代具有古老抒情气息的可感知的呼吸,或者是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这段话是现代诗歌史上强调词语和形式重要性的诗歌运动最早的精神源泉,当然,谢阁兰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马拉美的论断,而是以马拉美的这段论述为起点,探求词语与“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出征》则把谢阁兰的这方面思考推向极致。

如果说马拉美奠定了谢阁兰文学观的基础的话,另一个象征主义天才诗人兰波则显然是谢阁兰在情感上最热爱的诗人。谢阁兰最早的漂泊是作为法国海军医生到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属塔希提岛,1904年9月,谢阁兰离开塔希提,取道亚丁湾回法国,在非洲他一直待到1905年2月。在此期间,谢阁兰开始以新闻记者般的热情找寻兰波生前的足迹,他访问了曾经与兰波经常交往的里加兄弟,回到法国后又去拜访了伊莎贝尔·兰波(兰波妹妹)夫妇,并撰写了《两个兰波》一文,文中对兰波充满景仰之情:“阿蒂尔·兰波,15岁时成为无可争议的诗人。”兰波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以及绚丽缤纷有时又像恶魔的咒语般的诗歌都引起谢阁兰的强烈共鸣。虽然兰波徒步世界的热情,谢阁兰难以匹敌,但事实上谢阁兰比兰波走得更远,甚至兰波只是动过念头想要寻访的中国,谢阁兰不仅抵达,且盘亘逗留了数年之久。某种意义上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道路“将在沼泽里染上泥泞,从河滩上涉水而过,或者在穿过巨岩时干涸”。在诗艺上,兰波的名作《醉舟》给予谢阁兰强烈冲击,他惊叹于兰波在从未见过海的情形下居然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关于海的杰作。以此为契机,谢阁兰开始思考缠绕他后半生的诗学基本问题:诗歌、文字与现实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谢阁兰以中国经验写作《出征》时,才得到美妙又不无几分晦涩的阐释。

《出征》的核心议题是词与物、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在马拉美看来,词与想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而谢阁兰的持论要谨慎许多,认为“这两个世界(指想象与现实)轮流将唯一的存在据为己有”。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世界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是想象与现实之间某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从根本上讲,词与物的争斗发生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而每一个敏感的作家也一定会在写作的某个瞬间体会到词与物、词与现实世界之间某种恍惚的对应与抽离。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玛格丽特的名作《这不是烟斗》所阐发的正是这普遍存在的想象与现实的对立关系,他在画布上画下一个普通的烟斗的形状,然后将这幅画命名为《这不是烟斗》,这是一句不能再直白的大实话,但对于“艺术反映现实”这一古老信念却是当头一棒。同样,对纸页上一串串文字最准确的定义只能是语言符号,它们只是基于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共同约定才勉强指代着现实中的某物,它对于现实的描摹越“真实”,也就意味着它所暗藏的“谎言”越具有蛊惑性,如此追求真实本身只能是建筑在沙地上的幻影。可是反过来,这些抽象的语言符号也绝不会在庞然的现实物体的挤压下束手就擒,它们耐心建构的语言的海市蜃楼和现实景物混杂在一起,倒是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才成为被人们广泛引证的名言,以揭示精神世界对于物质现实强有力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作家们与其追逐泥鳅般难以捕捉的“现实”,倒不如直接跨过“现实”去寻觅可以反过来左右现实的作用力,对于作家这种努力也许要更低调也更诚实一些。在谢阁兰那里,这种作用力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中国幻象。

谢阁兰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局限在旅行这一局部的空间和事件上,仍然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旅行的情状与描摹,比任何别的由头,都更能引发这场迅猛、蛮横、冷酷无情的肉搏战,并让每一击都打到痛处。”也就是说,外在现实的新奇和残酷(这都是一般的旅行容易获得的印象)可以强化它和词语之间内在的竞争,更容易将这隐藏在词语内部的争斗浮现在直观的现实层面,如此,我们对这争斗的观察也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从这种考量中,我们亦可看出,对于现实本身的力量,谢阁兰也从未小觑过。每当谢阁兰想重申自己对“粗鄙的现实”的蔑视和对文学、想象的信念时,他又对这种外在的等级划分的根据抱有怀疑。所以,当谢阁兰在第九节中通过对于河水的描述,——“顺流而下,那便是置身于一种慵懒、细腻而又转瞬即逝的魅境之中”——,得出“真实与想象不再对立,而是归于和谐”时,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甚至于在某些段落里,倒是真实被看重,想象遭贬低。对于在这两个世界中的犹豫和不断转向,体现着谢阁兰在现实与想象的两分法的框架中所感到的不适。这种不适归根结底似乎又得归咎于语言本身,因为它分化着、对立着、印证着人与世界的隔离。从纯粹的理性思辨,谢阁兰得出自己倾向于词与想象的形式主义文学信念,可是人对于物的永恒乡愁,一种有如大地般普遍又深沉的情感,则伴随在这思辨的每一道皱褶和罅隙里,使得诗人仍旧热烈渴望着词与世界的最终和解,而思辨的正确与错误也就变得不再重要。

《出征》里所有言之凿凿的观念,都被它自身携带的反诘弱化,甚至走向这些观念的反面。这大概也是人的理性命定的局限性的体现。所有敏感的诗人其实都明白:思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获得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结论(那并不存在),而是在于思辨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斑驳印记,所谓的真理则在这印记间倏忽闪过,并留下它最称心的载体——诗。在《出征》中,不管涉及的章节是在述说着旅行途中怎样的环节,其实本质上都是谢阁兰试图将词语置放于现实的显影液中,去观察其中最细微的往往被人们称作“美”的变化。谢阁兰在书中曾写道:“我说过、感觉过、汗淋淋走过这些词······”这些词语一方面被汗水洗净它在被简单用作交流工具时所沾染的大量灰尘,变得愈发清晰又陌生;另一方面,所谓现实也被这簇新的词语所照耀,生发出神秘的物质之光。的确,词和物之间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它们一起上升到洁净的高空,在那里词和物最终得以拥抱在洗涤心灵的永恒的颤栗之中。

 

 

《出征》

(法)谢阁兰著

李金佳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版

172页,22元

本文刊于2010年10月18日时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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