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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燃烧的荆棘丛  

2011-02-17 17:51: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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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你出现,出现的只是额上的一绺头发;但是这头发也以隐喻的方式转化为了一束火焰,这火焰从自身中释放出了一整条燃烧的图像之链;这图像链是这首诗歌的感性事件。”这是从《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随意抽取的一句话,这既是分析又是感性的表达,诸如此类的语句最终将《现代诗歌的结构》塑造为一部堪称迷人的批评著作。很少有理论著作可以用迷人来形容,理论著作通常的分析性语言,往往将它们自身置于感性的对立面,睿智和逻辑链条的缜密往往就是对它们最佳的褒扬了。《现代诗歌的结构》当然不乏鞭辟入里的分析,甚至其分析的密度和精微一般的批评著作根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恰恰这种极度理性的思维之线的复杂缠绕让人眩晕,很多时候这种眩晕和诗带来的眩晕属于同一维度内。也就是说,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所评论的那些杰出诗人的诗作相得益彰,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诗作所携带的光芒也映射到弗里德里希的这部著作中,所以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也会收获通常只有诗歌带给我们的意外和愉悦。

在《法国的浪漫主义》一节中,弗里德里希虽然不无远见地将现代诗歌创作称作是“去浪漫化的浪漫主义”,但整部书的主要工作正是在于通过对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经典现代派诗人的分析,去找寻现代诗歌独立于传统浪漫主义的内在结构和特征。对于现代诗歌是什么,弗里德里希明智地没有给予任何定义,他在《第一版序言》里并不确定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从本书自身中呈现。”任何简单归纳都将是破绽百出的,只有循着优秀诗人诗作的轨迹,人们才能偶尔一窥其中堂奥,这就像出色的诗人也充分意识到循着表层意象才能窥探事物内在肌理一样,一部试图归纳现代诗歌内在结构的作品,它自身却依然很难被归纳,这体现出它的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弗里德里希附着在所研究对象之上的“结论”的复杂性。其中的迷局既是魅力之源也是制造理解障碍的始作俑者。

作为一个诗歌新时代的鼓吹者,弗里德里希并没有草率地割裂现代诗歌和过去文化形态的联系,在第一章《展望与回顾》中,他为现代诗歌找到自身的理论之源:卢梭、狄德罗和诺瓦利斯。在晚年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成功地表达出一种前理性的存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内容是一种梦中的迷蒙,这迷蒙从机械时间沉入了内心时间,内心时间不再区分过去与此刻、纷乱与适意、幻想与现实。而内心时间最终构成一种现代抒情诗的圣地,让后来的诗人们得以脱离挤压人的可憎现实。狄德罗则通过对于“天才”的表述(“真与假不再是天才的区分标准”),赋予幻想前所未有的能量:这是一种精神强力的自我运动,对其质量的量度要依据其产生的图像尺度,依据其理念的作用暴力,这种动力抛开了善与恶、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狄德罗打开了诗人想象的最后一道阀门,现代诗歌炫目的意象、奇诡的想象力多半源出于此。诺瓦利斯的诗歌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那些特质正是弗里德里希试图从现代诗歌那里剥离的,可是诺瓦利斯在《断片集》及《奥夫特丁根》中所写下的反思要比其诗歌作品更加超前,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对艺术自觉的强调:诗歌魔术是严厉的,是“幻想与思想力的统一,是一种操作”;诗歌语言“就如数学公式,它们制造了一个自为的世界,只与自己本身游戏”。——以上卢梭、狄德罗和诺瓦利斯的不无试探性的观念要到19世纪,在波德莱尔那一代诗人身上才得到热烈响应,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结出硕果。

《现代诗歌的结构》的副标题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全书论述了十几位现代派诗人,但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将精力均衡地花费在这些诗人身上,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给予了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相应地对于这三位诗人的分析也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弗里德里希将对这三位诗人的热爱化解在他条分缕析的解读之中,并据此提炼出他认为的现代诗歌现代性的主要征候。波德莱尔现在已是公认的现代诗歌的源头性人物,在波德莱尔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现代诗歌的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在此之前许多人包括艾略特、瓦雷里都赞叹过波德莱尔的诗,但是弗里德里希集中做出了准确又清晰的历史评价,阐明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着怎样的转折性意义。弗里德里希首先指出波德莱尔的独有问题在于,在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文明中,诗歌如何成为可能。他的诗歌展示了这条道路,他的散文则从理论上详尽探讨了这一道路。随后弗里德里希指出波德莱尔诗歌去个人化倾向:《恶之花》不是自白式抒情诗,不是私人状态的笔记,毋宁说它主要是一件被诗人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其中包含的孤独、寡欢、受病之人的痛苦和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控制在一双专注于语词效果的眼睛的打量之下的。在一封信中波德莱尔谈到“我诗作中有意为之的非个人化,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一种抽象效果,那就是试图表达出人类所有可能的意识状态。基于这个原因,波德莱尔没有为自己诗作(像经典的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标明创作日期,而且精心在结构上把《恶之花》塑造为一个有开端、分段的进展和结局的整体。弗里德里希对波德莱尔诗歌的分析,仅就其观念而言,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这并不奇怪,《现代诗歌的结构》出版于1955年,由于此书巨大的影响力,其中的许多观念都已为后世学者和读者广泛接受,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本书,依然会被书中美妙的笔触所打动,弗里德里希以其杰出的文字能力为自己更强调形式的观念做了最好的演绎。另一方面,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弗里德里希在材料的掌握上显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他所引的波德莱尔观点就算是熟悉波德莱尔著作的读者也会觉得新颖,而且其中蕴含的深意也为弗里德里希精妙的阐发奠定了基础。比如:“艺术的神奇特权就在于,可怕之物经过艺术性的表述,会成为美;节奏化了的、分段表述出的痛苦能让头脑充满一种宁静的欢乐。”这句话是对整个浪漫主义真诚观念的猛烈一击,同时为弗里德里希阐明诗歌要与心灵分离,形式要与内容分离的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如果说对波德莱尔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有关兰波的分析则尽显弗里德里希超强的文本分析能力,因为和波德莱尔相比,兰波的诗句无疑更加晦涩和支离破碎,面对这样的诗句,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只能张口结舌或者只是在兰波的生平等外围资料上做些文章。我一直关注兰波诗歌,在我印象中,没有哪位批评家能像弗里德里希那样,将自己的分析深深扎根在兰波那炫目的诗句内部,不让相对容易掌握的传记资料来打乱自己的节奏。在对兰波诗歌的分析中,弗里德里希提出几个重要的诗学概念:感性非现实和专制性幻想。所谓感性非现实是指事实上不存在的构成物(比如“肉之繁花,在星辰之林中浮现”等),通过词语本身的紧缩、省略、移置等强制作用变得迷人,它要比那些庸常的现实更加打动人心,如此艺术也就超越了对物质现实的简单描摹,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感性,反而更加逼真地呈现出人们在心理时间和空间里的种种感受。所谓专制性幻想其实是指某种强力幻想,借助这种幻想,诗人可以颠覆人与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公证人悬挂在他的表链上”),也可以强行让相距遥远的事物相连,让显明之物与想象之物相连;这幻想可以涂抹出非现实的颜色(蓝色的水芹,、绿色的钢琴师等等),也可以使原本单数的实物变为复数。无论是感性非现实还是专制性幻想,它们都是为了颠覆现实实有的秩序和实在的关系,以迎合人们内心的强烈愿望,而诗歌被确认为从庸常现实上起飞的梦想,现实的底座则确保这梦想有着几可乱真的“真实感”,从而更加撼动人心。诗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摹,它是调动人们感受力的富有魔力的词语组合,这种语言魔力和人们内心的疯狂相契合,而诗歌正是这两种魔力合力的产物。

马拉美曾坦言,他是从波德莱尔必须止步处开始的;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中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一印象——有关马拉美的分析是全书中最深奥难懂的,弗里德里希也直观地表述过相同的意思:马拉美的诗作“表现出的抽象程度远胜过兰波的喧腾”。波德莱尔、兰波的创作可以视作对传统浪漫主义挑衅性的反叛,那么他们作为传统诗歌倒影的作品依然可以从传统路径中依稀获得某种完整的阐释。马拉美的创作则是在波德莱尔轨道上持续地深入,他成功赋予波德莱尔的观念一种本体论的解释,他也为诗歌的晦暗、诗歌对可理解性之限制的偏离提供了本体论的解释。在马拉美的诗作中,诗歌创作与对诗歌的反思首次被等量齐观,马拉美一生精雕细琢的少量诗歌几乎完全指向诗本身——也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在这里,诗和存在首次达成某种亲缘关系,这比海德格尔的哲学早了很多年。但是正像弗里德里希指出的那样,马拉美的诗作并没有说教气,他对“静默”的挺进勇猛又倔强,这或许是因为马拉美清楚地知道,诗歌在极度的抽象和多义性中反而格外需要形式的维系,作为其歌吟的轨道和尺度。马拉美的诗及其对诗的思考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自18世纪以来的美与真之间的分离已然实现。在这种近乎决断的乐观的语气中,弗里德里希敏锐地为自己的观察埋下伏笔,他解释道:“然而恰恰是这种具有绝对形式的美提供了保障,让逻各斯的光辉,人性本质尊严的光辉即便在面对虚无时也不至于熄灭。”而在另一处,当他说马拉美将抒情诗提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时,他也立刻补充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幸福的高度”,因为“它缺少真正的超验者,缺少众神。”

作为一个嗅觉极为敏锐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当弗里德里希沉浸在批评文本自身的愉悦时,对自身观点所持的审慎态度,但是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他将摧毁自己正在建设中的理论巴别塔。悖论的是,显然的几处漏洞也为弗里德里希的观念增添了几抹亲切的色彩,反而让它们变得更加有说服力。被许多人提及过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弗里德里希为“现代诗歌”选取的样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遗漏了大多数19世纪末以来杰出的德语和英语诗人,比如叶芝、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惠特曼、狄金森等等,因为这些诗人不能为弗里德里希煞费苦心提炼出来的“结构特征”所涵盖。再者,弗里德里希的高明之处在于对诗人写作过程的细致考察,典型如音韵对诗人选取词语时的引导作用,优美的音韵往往会把诗人引领到令他自己都惊讶的意义的处女地;他的许多观念的提出由于这个原因而别具魅力,可是对写作方式的了解并不能取代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一首诗就算具有弗里德里希所阐发的感性非现实以及专制型幻象的写作手法,但并不能就此逆推这就是一首好诗,尽管弗里德里希都是从杰出诗人和作品中推导出这些巧妙地手法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弗里德里希提到过,但没有再深究的那个“缺少众神”,这是对马拉美高深诗作的批评,背后其实蕴含着写作的动力系统问题,执着于形式分析,有时会忽略一个诗人写作时所拥有的浑浊动机,一首好诗和批评家精深的分析不同,往往是诗人处在迷醉状态时一挥而就的,同时又符合批评家的复杂分析。没有办法,人类的理性分析似乎总是跟不上感性狂欢的节奏,对于诗歌的分析也需要诗歌所擅长隐喻才能相对说得完善。弗里德里希对现代诗歌精彩的理论分析似乎就不如纪德的一个比喻来得准确和传神,在对兰波诗作评论中,纪德恰切地将现代诗歌比作“燃烧的荆棘丛”。这一丛火红的荆棘包含着“感性超现实”,包含着“专制性幻想”,也包含弗里德里希不曾触及到的忘我的热情。

 

 

《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 李双志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本文刊于2011年2月21日《时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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