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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与词的搏斗  

2011-06-08 17:37: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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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多诗歌最初的记忆是1988年,高中几个同学筹划出油印的诗刊——因为是文科班,再加上少年情思的萌动,许多同学都会写上几首小诗——大家聚在一起,有个同学拿出一份诗刊给大家看,一边指着一首诗一边用一种哗众取宠的表情给大家念:“我看到一块麦地上长出我姨夫的胡子/我姨夫早已系着红领巾/一直跑出了地球——”自然是一阵哄笑,那时大家争相传阅的是席慕蓉的《七里香》。

1993年我大学毕业来广州结识黄灿然,他每年都会来几趟广州,每次来必会彻夜谈诗,他那时就是多多诗歌热情地推介者,但是我却长时间地不为所动。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那年头不容易找到多多更多的诗,他倒是在1986年出过一本诗集,可是由于印数极少,根本见不到,只是在有限的几种选本里有零星的几首,完全不能反应他的创作实绩。另一个原因是,黄灿然随口背出的一些多多诗句没能打动我,我记得他说得最多的是像“牧场背后一齐抬起了悲哀的牛头”“大海,满载黄金般平稳”之类的句子,而我自己当时整个沉浸在美国当代诗的氛围之中,整天脑子里转悠的是诗歌的现代性、口语的节奏等问题,对这类强调意象的诗句多少有点不以为然,话说回来,我至今还觉得这并非多多最出彩的诗句——它们确实漂亮,可是漂亮得似乎有点过头了。

我开始进入多多的诗是在1998年一个潮湿的春天,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随手翻开一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忽然几行诗句跳进我的眼中:“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青春》)当时的感受可以用狄金森的一句话来描述:“它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令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这就是诗歌进入心灵的方式:直接、神秘,许多时候难以解释。这也是我诗歌阅读史上最强烈的若干次经验之一,这几句诗对于我如同“芝麻开门”一样,忽然打开了多多诗歌厚重的大门,在那个当时尚无太多人问津的仓库里无疑密藏着许多珍宝,不久我又再次被《风车》和《北方的海》的结句所震动:

 

而,我们的厄运,我们的主人

站在肉做的田野的尽头

用可怕的脸色,为风暴继续鼓掌——

 

但是从一只高高升起的大篮子中

我看到所有爱过我的人们

是这样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搂在一起

 

如果你在短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受到某位诗人如此的“猛击”,那你就会对这位诗人产生信任感,并且自然地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诗句特有的轻柔的抚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多多是一位迟到的诗人,大多数读者比我还要迟一点,要到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才算喜欢上多多的诗,尽管他在写作的最初几年已经显露出高人一筹的秉赋,甚至不少早期作品堪称杰作。多多的写作起始于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年代,那是一段又贫穷又富足的时代,多多和中学的同班同学芒克、根子形成一个诗歌小圈子,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各自怀揣着不为人知的梦想。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没有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但是大自然是就他们最好的老师,而借助“串联”的机会,多多和几个少年时代的好友拥有了最初的流浪体验。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2004年在海南大学阶梯教室我听到过他字正腔圆的意大利语版的《我的太阳》)、打乒乓球,甚至追逐女人。就像2004年刚回国接受我采访时多多所言:“我的大学是田野。”这样的早年经历反而赋予多多个性和诗作某种未经“驯化”的野性,而这种罕见的素质是学院里的诗人难以企及的,多多诗歌中那种无拘无束的突破陈规的气质显然和他早年这段“浪游”的生涯有关,而这大概也是多多日后一再强调的他不曾放弃的“诗歌原点”之一吧。

多多1982年开始少量发表诗作,而他真正在一个较小的诗歌圈引起关注是在1985年,那年老木编选了《新浪潮诗集》,多多有二十多首诗入选。稍稍年长一点的读者肯定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诗歌热潮,可是这一切似乎和多多没有关系。当时流行的诗人排序,是由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五人诗选》奠定的,依次为: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根本就没有选多多的诗。2004年多多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再声明自己和朦胧诗毫无关系:“我根本就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可见多多当时对此也一定愤愤不平。

不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多多诗歌早期被埋没到今天被广为接受的过程,正好揭示出当代汉语诗歌的某种变迁,大体而言当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正从强调大而无当的社会责任转向诗自身。不能说早期朦胧诗一无是处,但是当时许多诗作流于空洞的口号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让人们还来不及或者不懂得赞赏复杂的“美”。多多的诗作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某种道德诉求内化,让它们屈从于诗的本体屈从于美本身。多多的诗显然有一个对抗的主题,但是他对抗的往往是某种抽象的宿命般的力量,因而他为自己的诗赢得了更高的境界和张力,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轻易丧失或者变得面目全非乃至让人不忍卒读,就像很多与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一样。

在形式上,多多的诗以意象和节奏取胜,他的诗中经常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意象,像上文引用的《青春》,几行诗简简单单勾勒出人们熟悉的一个冬天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背后似乎又有着某种奇怪的魔力,让人欲罢不能。多多像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听命于意象的引领,他显然知道意象自身有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诗人自己也难以阐释,然而它正是“诗”的最好的居所。多多早期诗作善以排比制造节奏,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多多诗歌的节奏变得更复杂和美妙,他的许多诗作有着很强的音乐性,像《我读着》、《没有》、《依旧是》等诗篇的节奏就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声调最终长出自己的双足,去找寻令诗人自己都深感意外的神秘的意义,在此多多踩上经典的现代诗歌节奏,而疯长的意义之树则是其硕果。

1989年多多离开中国,开始长达十五年的旅居海外的生涯,其间多多的诗歌创作也迎来又一高峰,漂泊异乡的经历给多多的诗作染上了一种沉郁的基调,《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和《在英格兰》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们给中国诗歌传统的“乡愁”主题,增添了毫不逊色的现代例证。2004年夏天在离开故国十五年后,多多回到国内,我去白云机场接他,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诗人已经变成满头白发的长者,他从众多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游客中孤身向我走来,拖着沉重的皮箱。多多有一行精彩的诗句:“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那个家显然不是海南大学给他提供的住宅,就像他在华语传媒诗歌奖受奖辞中所言:“我们来自书写诗歌的同一只手。”那个家是诱惑着所有诗人的同一个家,它在天上,看不见的地方,强烈的引力使诗人的思绪朝上,成为感人的诗篇。

回国近七年,多多归国之初的欣喜早已被对社会和现实的激愤所替代,每次见面谈诗论艺和对现实的抨击都是交谈的两条相互交错的主要线索。就像波德莱尔所言,龌龊的现实只能让抱有理想主义信念的诗人“感到恶心”,诗人和现实的天然对立也充分体现在多多的生活和诗作中。如果说多多以对物质生活——仅举一例:他在海南大学的住所,七年来依然像一间简陋的学生宿舍——的全然忽视表明对物质现实的蔑视态度,他的诗作则以超然于现实的哲思从思想的维度上同样再现了这一点。多多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对诗歌写作倾注全部心血,很多时候他每天花在写诗上的时间有六七小时之多,这种专注不要说在多多那样的年纪,就是在年轻诗人中也是罕见的。最可贵的是,多多没有停留在以往有效的写作路径上,——这种有效路径是以对炫目意象的经营为主要特征的——,而是在抽象的言说的层面迈出他诗歌生涯晚年最重要的一步,达到的效果暂且不论,这种诗艺上的敏感和勇气首先就令人尊重,他这几年写作的重心是试图将“思”和“诗”嫁接在一起,那是诗歌和哲学共同的探源之旅,而现实将会跌入蓝天的深渊里,现实的尸骸是多多诗歌写作的重要材料,某些时候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揭示依然会稳稳飘落在诗思巨大背囊的一角,而这并不会妨碍诗人的主要工作。

此次访谈在多多海大的寓所进行,那是一桩显得有些空旷的屋子,因为家具又少又陈旧,客厅里只有几把老式藤椅和一张用于堆放书籍和写作的乒乓球台。从外表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对生活持完全无畏态度的年轻诗人的居所,但是当一位头发花白的诗人为你打开屋子的大门时,你只能用敬畏面对这一切。一种英勇的气质贯穿多多诗作的始终,他的眼神依然犀利,他的声音依然高亢,花白的头发更加凸显出这一点。

当诗人说话,世界只能屏息静听——

   

 本文为多多访谈撰写的采访手记,原刊于《生活》杂志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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