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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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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也斯:“我们晓得墓地中没有死者”  

2013-01-20 16:02: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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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也斯是纯粹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十年前,我在《书城》做编辑时,就曾向他约稿,那时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还不像如今这么频繁和便利,也斯的诗文在内地报刊还比较少见到,像西西、何福仁、也斯、黄碧云等重要的香港作家当时连内地文学圈的人都未必了然,当然现在他们的书都陆续在内地出版了,有了更大的公众知名度。也斯很快给我回信,附了几篇文章和几首诗,让我从中选用,我记得刊发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文章的名字记不清了,但是发表的诗歌我还记得,是《维也纳的爱与死》,多年后我读到台湾旅美诗评家奚密对也斯诗歌的评论《“鸿飞那复计东西:读梁秉钧的<东西>》,其中就引用了该诗的末两节:

我们写诗

我们爱与被爱

我们的容貌

经过阳光经过雨

经过爱

一点点地改变

一尾蛇无声蜿蜒游过

我想当初从也斯寄来的数首诗中选中这首,大概也是被这几行诗中所透露出的面对人生无常人生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淡定所打动吧。

和也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的珠江诗歌节上,第一天晚宴是自助餐,从各地风尘仆仆赶到广州的诗人一边用餐一边和久未谋面的诗友打着招呼寒暄着。我知道,也斯也会来参加此次诗会,特意把在香港青文书店购买的也斯早期诗集《雷声与蝉鸣》带在身边,想请他签名。但我之前从未见过他的照片,直到旁边的诗人提醒,那位个子稍矮稍胖脸上挂着友善微笑的诗人就是也斯。我上前和他打招呼,因为之前有过邮件往来,也斯也颇热情地和我聊起来,并送我他刚刚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东西》。当时,我已在《南都周刊》任书评编辑,我还特意让两位年轻的记者给也斯做了一个专访。在诗歌节的几天,因为活动安排比较密集,也斯还有一位同来的异性友人需要照顾,我们并没有深入地聊诗,但是我记得他说过,他对那种格言式的精雕细刻的诗歌不感兴趣,对他来说,一首诗的整体或者说一首诗在铺陈过程中带出某种深意,才是诗之正道。这大约也是也斯诗歌最基本的观念,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无论他的诗风如何变化,这一观念始终在统领着他的写作。

几天的诗会很快结束,分手之际,他说2007年年末他所在的岭南大学将会举办一场香港文学研讨会,会邀请两岸三地的一些优秀的学者参加,到时请我前去采访。几个月后,果然收到也斯电邮,告诉我研讨会的具体开会时间以及会议流程。因为有事耽搁,研讨会第二天我才赶到。岭南大学在屯门的青山公路边,我是第一次去岭大,出了地铁站就感觉气氛和港岛九龙很不一样——街道上除了喧嚣的汽车,行人很少,气氛有点像惊悚片。我直接找到会议室,研讨会正在举行中,一大圈桌子旁坐满了两岸三地来的学者,我记得有内地学者首都师大研究当代诗歌的王光明,有台湾中研院的李奭学,以及同在岭南大学任教的许子东、沈双。也斯正在主持,他的声音仍旧是不紧不慢的,但是表情却比在广州见到时严肃不少,会议流程很严格,每个学者发言时间是五分钟,到时间铃声会响起,也斯就会果断喊停。在两种不同场合,让我见识了两个不同的也斯,一个和气温婉,一个则是有几分严肃的,从中亦可看出也斯做事的认真。

当天散会后,也斯特地带大家去他的一个美食家朋友开的餐厅吃饭,那位美食家大腹便便很胖,上过不少香港的美食节目。也斯给大家介绍各种菜式,显然对于饮食也是行家里手,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在香港报纸上开过饮食专栏,而且终于也斯也将他后半生文学创作的灵感献给了食物,写出了诗集《蔬菜的政治》、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他还有几本书书名和食物有关,比如《人间滋味》和《三鱼集》。在食物这一大多数诗人都不会给予些微关注的狭小的“非诗”领域,也斯找到了自己诗歌发力的爆破点,从中也斯亦找寻到诗歌的后现代意蕴,以及日常生活和诗意之间幅度最大的张力效果。从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可以见出也斯是一位有着很深理论修养的诗人,他的诗歌之所以引起评论界持续的兴趣,除了表面的语言层面上的效果,显然也得益于语言背后的诗学观念,得益于他多年来持续地从日常生活出发从香港本土经验出发去寻找诗意的可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书美教授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恰好她评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专著《现代的诱惑》中文版当时刚出版,我看了颇感兴趣,便向也斯提出要采访史书美,让我意外的是,也斯有点不悦,原来他是希望与会学者能更投入地参与会议本身的讨论。这时候,史书美出来打圆场,提出第二天中午前后她为主持下午的会议做准备时可以顺便接受我的专访。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也显露了也斯认真严肃的一面,话说回来,一个一团和气的人是没法写出也斯那样复杂的诗作的。诗人内在的尖锐和骄傲,也斯一点也不缺少,这也是他作为杰出诗人最核心的动能。

大概是2008年底,我在香港还见过一次也斯。当时旅美的诗人张耳携刚编竣的英文版诗集《别处的合集——中国当代诗选》到香港,和黄灿然、廖伟棠等一众朋友在库布里克书店搞了一个小型的诗歌朗诵会,朗诵会进行到一半,也斯也赶来了,先是悄悄坐在后面的座位,被大家发现后,也斯也上台朗诵了诗歌。朗诵会后与会诗人又到附近的茶餐厅宵夜,也斯当晚有事宵夜到一半就先行告辞了,但是他和蔡炎培的一番对话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蔡炎培七十多岁了,是香港诗歌界的老顽童,一个颇单纯的性情中人,大家都很喜欢他,但对他的一些说法也不是太当真。那天大概是有点兴奋,蔡老先生扬言要请人把他的诗译成瑞典文,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听闻此言,也斯有点不以为然,虽然脸上还是微笑着,但是说话却不客气——“写诗为什么要想着得奖?”,对蔡老先生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当然对于这样的态度我也是非常认同,因而记住了那次短暂的见面。

    2009年初,我去了时代周报编专栏,在酝酿专栏作者时,我想起也斯,便给他发了约稿邮件,很快也斯爽快答应,专栏名叫《越界书简》——当然,没有比也斯更喜欢更擅长越界的香港作家了。专栏节奏并不快,大约两三周一篇,一方面介绍也斯当时正在研究的香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和文化生态,偶尔也会写一下他刚参与过的西方的一些文学活动。我记得也斯在这个专栏里介绍过的香港五十年代活跃的文人包括刘以鬯、力匡、张爱玲、唐涤生等,写到过的文学活动包括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迪拜国际诗会以及葡萄牙的一个诗歌活动,从中也可见出也斯超越同龄人的旺盛活力。我们的通信一般比较简短,每隔两三周我会去信提醒他供稿,一般几天后就能收到他的稿件,虽然比我年长很多,但也斯在信中一直称呼我“凌越兄”,显出他老派文人谦和的风范。偶尔他也会在信中告知他的现状,如下是2009年5月25日给我的邮件:

凌越兄:

前两星期往法兰克福开会,兼有事到欧洲其他几个城市。工作疲累之余,眼睛感染发炎,不能对计算机工作。看了医生吃了药,逐渐痊愈了。明天十时前一定把续稿传上。
    学校考试改卷正进行中。六月初会陆续告一段落。若有时间六月中很想到广州一行,到时可见面谈谈。也可看看港粤两地诗歌有甚麽可以进一步交流的办法。
祝好!

也斯

对于他信中提到的病情,我当时并未在意,只是回信请他保重身体,但现在想来,那时也斯已经年过花甲,过于繁忙疲累的工作大约终于伤害到他的身体。也斯有着香港人式的勤劳,不仅写作不辍产量很大,而且对港澳两地诗歌交流也颇为挂心,如果也斯身体一直健康,想必港粤诗歌交流将会有实质性的动作,这也是让人深感遗憾的事情。信中谈及的见面,因为也斯临时有事延至七月下旬,当时聚会的情景我有点记忆模糊了,应该在座的还有广州做媒体的一些朋友,2009年7月31日也斯来信说起此事:

凌越兄:

    很高兴在见到你和你的诗人哥儿们!看来广州诗风颇盛哩!来雨兄也是写诗及在南方周末エ作吗?

    今早在广州滙丰开了个户口,还比想象中顺利!我把资料以附件传上。

希望广州跟香港更多交流!

祝编安!

也斯

信中提及的“来雨兄”即是当时在南方都市报文化部工作的王来雨,想必当时聚会时南都的一众编辑朋友也是在座的。到2009年年末我所在的报纸突然改版,专栏版积存的稿件都来不及刊出,2009年11月16日——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斯来信问询:

凌越兄:

    前周传上有关书展一文不知是否有问题,未见刊出?我已小心尽量没有涉及敏感问题。不知是否另有原因?

祝好!

也斯

我立刻去信告知了报社的状况,不久专栏版神奇恢复,不过我再也没有约也斯继续写稿了,而11月16日的信也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2009年12月初,我去香港采访北岛策划的国际诗歌节,一到香港便听朋友说起也斯已经罹患了肺癌。第二天是诗歌节的朗诵会,也斯也应邀抱病参加了此次诗歌节,他在台上依然以舒缓的语调用粤语朗诵着自己的诗篇,一如既往的淡定从容,丝毫看不出半点生病迹象,而我知道他已经开始接受化疗治疗了。朗诵会结束,我们遇见,简单寒暄了几句,我送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就告别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之后不断从朋友处听到也斯消息,至少在表面上病魔似乎没怎么影响到他,他依然写作依然参加一些文学活动,2011年秋在香港我还向黄灿然问起也斯的近况,灿然说前不久刚看见过也斯,还和他畅快地论诗,这让大家对也斯战胜病魔都有了信心。可是噩耗还是传来。

也斯的病逝让人沉重,尽管我和他并没有深入交往,几次见面都是在公众场合,没有畅快谈诗的机会,但是每一个诗人都是不可取代的个体,他多年勤奋的写作已经为香港当代文学竖起了一个标杆——换句话说,没有也斯的香港文学是难以想象的,无论是就他的写作水准而言,还是就他超强的组织能力而言。一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分量是由它所拥有的重要文人的数量和重量决定的,也斯的去世是原本商业气息浓重的香港的损失,而原本人员寥落的文学的香港则在一瞬间变得苍白不少。

也斯的诗我认真读过的是他的早期诗集《雷声与蝉鸣》,收录也斯18岁到28岁间创作的诗作,也就是说这些诗作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虑到当时中国大陆诗歌创作的荒芜状态,《雷声与蝉鸣》中耀眼的现代主义色彩,甚至于后现代主义色彩就格外引人瞩目了。像这样的诗句出现在1969年,绝对算得上是震撼性的:

黑夜盖上空虚的被褥

蓝色灯光睡着了

天色也围拢过来

你在淋漓的街道上

找不到一个终点

当大陆朦胧诗的先驱们还在陈旧的浪漫主义意象中学习发声的时候,也斯的诗作早已完成了现代主义意象的转换。电线轮辘、股票公司、煤气灯、玻璃杯、机器、广告、面包铺子等城市意象在《雷声与蝉鸣》中大面积出现,这一方面来自于现代主义观念(肇始于波德莱尔),另一方面也是也斯追求扎实诗风自然获得的结果。也斯在早期(20岁左右)写过一段较为抽象的抒情诗,主要收录于《雷声与蝉鸣》前两辑《未升》和《突发性演出》中,但是很快香港的地名和意象开始涌入也斯诗歌,第三辑《香港》即是如此,且看这些诗名:《傍晚时,路经都爹利街》、《五月八日在柴湾坟场》、《北角汽车渡海码头》、《罗素街》、《拆建中的摩罗街》、《中午在侧鱼涌》、《新蒲岗的雨天》。看到这些诗名,很自然让我想起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巴黎风光》一辑,同样是以对城市意象的经营区别于以自然意象为核心的传统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也斯的《香港》比之《巴黎风光》多了一份白描式的稳重,少了一束犹如白炽灯光般的精神强光的照射。也斯后来的诗作固然在观念上有诸多值得探究之处,但诗风失之于过分平实,这大概也是我后来没有仔细研读他的诗作的原因吧。

除了诗作,也斯在许多文类上都有涉猎,并都用骄人的成绩。我手头有也斯在大陆出版的三本随笔集《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十论》和《昆明的除夕》。这些著作说明也斯涉猎的广泛和笔头的勤快。也斯在这些文章中谈电影谈饮食谈交往的各路文人,笔调轻松自然,信息量很大。希望也斯的著作更多地在内地出版,包括他那些被广泛好评而我从未读过的小说。

就用也斯自己的诗句给这篇零散的文章作结吧,对用心极深的诗人而言,诗句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谶语,愿也斯在天之灵安息:

殉难士兵的坟场

墓碑整齐地排满地面

当我们晓得墓地中没有死者

而活鸟的啁啾更响了

同一大幅青绿上

不同年份的石碑

只有我们走过

感觉足下的柔软

    


本文刊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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