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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想象领航社会正义   

2015-03-06 12:01: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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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正义》整本书致力于反抗一种刻板的政治经济学,在书中努斯鲍姆将这种政治经济学描绘为“一项无所不包的致力于将所有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都囊括在‘表格形式’中的科学工程”。至于对抗的手段,努斯鲍姆则寄望于文学想象力,具体地说就是依赖在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过程中所培养起来的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了解和同情。这种观点其实是文学有其独特的道德功用这一古老认识的变体,只不过努斯鲍姆将这种功用具体化,去细致论述这一议题某一侧面——文学素养究竟怎样塑造了柔软而不失权威的公共理性。

在书的开始部分,努斯鲍姆就以文学热烈的辩护者的身份出现,她对文学被逐渐贬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性故事的地位深感不满:“文学被看做寄身于一个次要的和煤油竞争力的大学院系,即使被认为伟大、有价值、具有娱乐性、精彩卓越,也仍然被看做远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思想的事物。”相反,她认为文学绝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文学有足够的潜力为人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特殊的贡献。看起来,阅读一本小说是一件私人的事件,可在努斯鲍姆看来,阅读小说本身有着多重功用,一方面它在学校里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洞识,另一方面,在看起来刻板的政府办公室和法庭,文学依然有可能潜入其中,以一种严肃的身份参与公共理性的塑造。

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对自身的反思一直伴随其中。努斯鲍姆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对文学想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经济科学,经济科学应该建立在具体的人类图景之上,经济科学应当寻求一种更加复杂和哲学上更加恰当的基石。二是对文学想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用自身替代道德与政治理论,或者用情感取代原则性争论。毋宁说文学想象是通向某种具体的政治理论的桥梁,因为文学作品天然携带的道德感将潜移默化地培养读者的道德认知,没有这种道德认知,任何政治理论的规范性结论都难以转变为现实。

在这里,努斯鲍姆的看法其实已经和两位大学者涂尔干和特里林著名的观点暗通款曲了。前者努斯鲍姆在书中并没有提及,但是涂尔干早在1893年即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明确提出:社会的基础是一种道德基础,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是每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能遵守协议。也就是说,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努斯鲍姆诗性正义的概念显然是从涂尔干更宏大明晰的观念中发展而来,她在书中一再批评的更粗糙形式的经济学功利主义和成本-收益分析,应该归属于人类理性在经济事务中精明地涉足。它错误地把以情感为表征的道德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而尽量在力求客观的经济事物中予以剔除,因为据说“根据信息来分析和看待人比根据心智和情感而作出的推理要更加准确,更加有效(来自《诗性正义》译者序言)”。问题是,貌似客观的信息归根结底是由人(带有明确道德感和情绪化的)来遴选和制作的,它如何将情感和心智排除殆尽?另一方面,情感并非情绪化的代名词,努斯鲍姆在整本书中正是一再强调,某种深沉的情感将使我们在面对极复杂的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时能够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会感情用事,又不会在冷静客观的幌子下理直气壮地将麻木和冷漠作为优点装饰自身。

深沉的情感意旨非常丰富,它对世界怀有同情和怜悯但并不泛滥,它是一种被恰到好处控制的情绪,反过来说它也是一种有热度予人以温暖的理性。显然这样的品格罕见而珍贵,它是在人们成长过程中逐渐被少数人所获得的。在此,努斯鲍姆马上会补充说,优秀小说的阅读者将在争取深沉情感的过程中占得先机。这样的观点大概也会赢得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大批评家特里林的赞许。努斯鲍姆在书的第三章《理性情感》中唯一一次提及特里林:“就像特里林很久以前争辩的,小说所包含的关于社群的观念是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因为他们自身而被看做有价值的,被看做拥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故事。”事实上,努斯鲍姆从特里林那儿所受的影响远比她提及的要多得多。

和他的晚辈学者努斯鲍姆一样,特里林信仰的真理就是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等等。特里林是文学批评家,但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并不追求陶醉的感觉,而是务求从中搜索任何道德的蛛丝马迹:“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道德想象力最有效的媒介就是过去两个世纪里诞生的小说。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小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的缺点和失败比比皆是。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却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努斯鲍姆和特里林是不同时代的美国学者,他们擅长的领域也有所不同,前者是哲学家,后者是文学批评家,但他们显然都认同观念(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尤其是和丰富的生活相比。作为以具体呈现人类日常生活为己任的小说,包含着事物本身天然的复杂性和道德感,那么阅读这样的小说当然会被引入道德生活,从而很自然地在善举中寻觅到恶的踪迹,在恶行中寻觅到善的留痕。这种在善恶之间习惯性的往返与揣度将赋予公共理性相应的复杂性和柔韧性,不用说,那正是努斯鲍姆所期待的。文学当然不是催人泪下的雕虫小技,在优秀文学作品中在作家对美的观照中总能映现出善那飘忽不定的踪影,虽然这善不像实际的尺子那样便于测量,实际上其自身都难以被窥见,但是它有能力赋予公共理性那把通常过于僵硬的尺子某种柔韧度(一把软尺),以便检测在心灵和道德的罅隙里求生的人们隐蔽的正义感。以此为基础,努斯鲍姆提出自己对小说阅读的期许:“小说阅读是一种对人类价值观的生动提醒,是一种使我们成为更完整人类的评价性能力的实践。”

《诗性正义》序言是译者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走向诗性正义?》,应该是在译者翻译本书之前就已写好,因此译者在括弧里特别强调这是一篇“代译序”。让人颇为意外的是,译者在这篇文章里对努斯鲍姆的观点充满质疑:“我们不禁还是要问,基于文学与情感的诗性正义凭什么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正义标准?文学与情感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一种无偏私的中立性标准,真的能够给予那些被忽视的盲点以关切?”不过我们马上要对此类质疑送上我们的质疑:既然译者对此书学术价值评价不高,为何要花费精力将此书译成中文?另一方面,通读全书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译者的质疑显然忽略了努斯鲍姆对于自己批评对象的一再限制和确认。简言之,努斯鲍姆对于道德哲学对功利主义的复杂修正是持肯定态度的,以此为参照,“《艰难时事》中的讽刺看上去都不够细致”,问题是“经济学版本的功利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极少包含这些哲学的精致修正”,而且其影响力也要大得多。努斯鲍姆担心的是一种被简化被量化且影响日剧的道德评价标准,它抹杀个人的独立性,同时也抹杀质性区别的结论。正如努斯鲍姆一再强调的,人类生命是一种神秘和极其复杂的东西,是一种需要用思想能力和能够表达复杂性的语言才能接近的东西,但经济学思想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小说首先以叙述故事为己任,小说当然也会涉及社会、道德、哲学等诸多领域,但小说的这些抽象讨论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类生命开始的,并总是试图表达那些生命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小说这种路径本身就是和粗糙的经济学从外部机械地进入人类社会的路径相抵触,甚至背道而驰,它以凸显生命个体独特性和多样性的方式颠覆了以功利目的观察人类的经济学路径。另外,从小说美学角度考虑,它也支持上述观点。小说众多人物,赋予它天然的戏剧性,每个人物在文字中展示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在文字中揣摩另一个人或者揣摩彼此的想法,这一过程正好可以便利地塑造读者的移情能力——想象他者情感状态和生存处境的能力。这无疑是一项克服自我主义的训练,更进一步讲,只要你没有自我到完全无视真实的他者生命的存在,你怎么可能仅仅是在抽象的数字和冷漠的效果里谈论人自身?通过小说阅读,你会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极其不同但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最终你对小说人物带有同情心的好奇将会转向你自己,最终你知道你和他们一样都在通向死亡的途中,都只有一次机会去体尝生命的悲欣。

在公共理性的领域为文学想象辩护,甚至将文学想象视为社会正义的领航员,这势必会涉及到西方哲学史上古老的议题之一,那就是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将诗人和诗树立为正义的对立面加以鞭笞,并要求禁止大多数文学作品的存在,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戏剧诗人为了取悦观众而有意撩拨人性中易于激动的情感,有意去刺激观众的感伤情绪,从而使人们变得软弱道德败坏,失去对美德和思想(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追寻的动力和渴望。这一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大有影响,我们可以在伊壁鸠鲁、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学派、斯宾诺莎、卢梭、托尔斯泰那里找到清晰的回声。在《诗性正义》第三章《理性情感》中,努斯鲍姆首先列出四种反对情感的意见:一、情感是盲目的力量;二是对于情感的放纵将使人们远离美德和思想;三是认同情感在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质疑它们在公共审议中的作用;四是情感的范围具体而局限,和更大的社会单位——诸如阶级——联系不够。其中第二个意见正是源出柏拉图,努斯鲍姆也承认相较而言第二种意见要深刻得多,也更有说服力。基于这样的原因,努斯鲍姆在全书中在辨驳此种意见时遇到了最大麻烦,同时我们也可以确认这是全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

首先,努斯鲍姆承认此种意见的深刻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它自身的辩论结构,展示了如何反对它以及从何处反对它。“最特别的是,它向情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展示,激进的反情感结论建立在极具争议的自洽和超然的规范性主张之上。”而后者正是努斯鲍姆进行辩驳的突破口。努斯鲍姆很快搬出亚里士多德绝非偶然:“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很久以前所争辩的,这种情感需要一种(指同情怜悯)信念,即相信某人因为别人的过错或他之外的原因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亚里士多德这位柏拉图最有力的辩论对手,在《诗学》里就说明了诗的历史比历史的真实更带有普遍性,因为文学更多指向可能的事物而比历史带有更多教化和道德的动机,它自然不会走向道德的反面,而且从实际效果看,诗歌对某些负面情绪也可以起到有益的教化作用。在此基础上,努斯鲍姆继续发力:“建立在美德自洽观点上的哲学总是很难解释为什么仁慈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功利主义通过排除情感而认定为‘理性’的推理方式剥夺了我们充分地理性地感应他人痛苦所需要的信息,那将是对功利主义严厉的内在批判。”也就是说,如果剔除情感的作用,就是否认他们自身完整看待世界所必需的途径。显然,这样的“理性”思考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对反情感诸理论逐个进行批驳之后,努斯鲍姆亮出她所仰赖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并不认为理想的理性不应该包含情感,相反,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情感理性的理论,因为他相信某种情感的指引是公共理性的必须要素。但并不是所有情感都可以给公共理性的建设提供助益,比如以自身为中心的那部分愤怒与恐惧的情感就应该首先予以排除,因为“我们应该热心于他人的幸福,而不是沉溺于我们感应与共鸣的图景中”。对于明智旁观者这一观察视角的重视,使斯密(和努斯鲍姆一样)很自然地重视文学的道德指引作用——无可否认,读者身份实质上就是一种对明智旁观者身份的虚拟建构。我们对小说人物喜怒哀乐的感同身受,其实正预示着我们在生活中对他人情感状态的感受能力,虽然不能说不看小说就没有这种感受能力,但小说阅读显然可以强化这种能力,因为语言和修辞的魅力如同帮助我们在做心灵体操,以此来锤炼我们的同情心并加深我们对善的理解。

和许多杰出学者一样,努斯鲍姆每推进一步自己的观点,都要立刻审视新的处境,都要将可能的误区清理一遍。文学想象是重要的,可是那种天真的未经反思地信赖文学作品仍然是努斯鲍姆并不赞成的,很显然存在着拙劣的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有害的,无论就何种方面而言都是如此。可是文学的抽象本质使其具有一种天生的道德感,在文字符号和实物之间存在着鸿沟,这鸿沟既是虚无的源头也是祛魅的保证。脱离了具体物质回报的庸俗思想会比庸俗行为还要让人难以忍受,而写作和阅读行为本身其实就暗含着道德意味,这两种行为从表象上看都不可能挪动一片树叶,它们具备的外在仪式感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学总体上是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力量——哪怕在公共理性建设的领域也依然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第四章《诗人作为裁判》从惠特曼坦荡的诗句开始,以对几个著名案例的分析结束。惠特曼热情奔放的诗句,呼唤各种“复杂事物的仲裁人”:“他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他以自己的鉴定信念力挽狂澜,避免时代背信的趋势,/他不是辨士,他是裁判(大自然绝对承认他)/他不像法官那样裁判,而是像阳光倾注到无助者周围。”这些精彩的诗句给努斯鲍姆有关文学想象和社会正义关系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诗人不是法官却是各种复杂事物的仲裁人,很多时候即便法官们摆弄着手中的法律条文,对此也是一筹莫展。凭什么诗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成为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因为他没有刻板地依照规条予以仲裁,而是像阳光倾注到无助者周围那样,以关爱和同情心去体察事物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纹理,他自然也就可以做到最细致的辨析——以及最明智的裁决。当然,努斯鲍姆也习惯性地警觉,诗人热情的宣言固然过瘾,但和公共理性相距有点过于遥远,她仍然坚持要把文学想象奔放又敏感的作用,和技术性的法律推理法律知识联系起来,以限定想象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边界,从而最终形成司法中立性的复杂思想。在全书末尾,努斯鲍姆再次确认,裁判者技术性能力是基础性的,但还必须借助文学想象去培养包容人性理解人性的能力。“如果缺少这种能力,他们的公正就将是迟钝的,他们的这正义就将是盲目的。”诗性正义将以自己诗人般的敏感和热情,去拥抱公共理性中最阴暗最易为人忽视的角落。它是“连接星群的线索”,它是潜藏在地平线下的广大的呼声,它是公共事务中赖以度过海难的救生船。在它的光照下,文学和法律最终握手言和。

 

《诗性正义》

(美)玛莎·努斯鲍姆著

丁晓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本文刊于《天南》201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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